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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哲:腐败的七大现象和第一原因

核心提示: 干部队伍腐败主要有七大现象,“一把手”现象、“县委书记”现象、“起跑线”现象、“共贪”现象、“政贪”现象、“蚁贪”现象、“潜伏”现象。而受贿是产生系列腐败的第一原因

全面深化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根本目标,它明确了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过程中,一个最为重要的障碍,即这个目标实现的大敌就是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因为工作目标要靠干部的实际行动来实现,而干部队伍如果是一个腐败的队伍、带病的队伍,也就是一个不能担当大任的队伍。因此,必须着力解决干部队伍的腐败问题,纯洁领导队伍,使领导者轻装上阵,才能取得领导全面改革的最佳成效,从而实现十八大所提出的“中国梦”。

一、干部队伍腐败行为的基本特征

1. “一把手”现象

在干部队伍的腐败中,“一把手”的腐败现象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在中国官场,“一把手”具有绝对的权威。如在江苏有一个金螳螂装饰公司,这个公司在扬州以最高报价拿下了一家政府单位的装修工程。金螳螂装饰公司是在另一个公司已经拿到装修权的情况下抢到手的,背后的黑幕就是通过当时的市委书记季建业给工程单位打招呼,从而获得了“关照”。“一把手”在行政审批中的贪腐现象也是非常严重的。据《东方早报》报道,贵州黔东南州原州长洪金洲为了一个100亿的电厂项目,在接受了前期贿赂的情况下带领项目方进京拜会国家能源局,向局长刘铁男进贡一百余万元。

2. “县委书记”现象

县委书记手握重权,因此这个群体成为重灾区便不难理解。云南省景东县原县委书记杨寒松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凡是所能涉及到的方面他都伸手,如干部提拔、工作调动、工作调整、工程建设、工程款拨付等等不一而足,最终落得领刑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楚县原县委书记刘喀生,在任用干部上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批评干部不留一点情面。在一般人眼里,刘喀生工作铁面无私。其实不然,凡是挨刘喀生批评的干部,肯定是没有去过他家,没有给他送过钱的人,他是对那些没有“眼色”的干部“敲山震虎”。刘喀生收钱也有他的特点,一切行贿的钱都由他妻子收,并且只收认识的人的钱。

3. “起跑线”现象

据资料显示,北京市西城区检方披露过“35岁现象”,35岁以下的职务犯罪案占立案总数的12.9%,且呈现出涉案金额巨大、大案特大案多等特点。重庆市检察院也发现,2003年至2007年立案查办的35岁以下职务犯罪嫌疑人有623人,占立案总数的16.69%。这是一个可怕的现象。因为它不同于“59岁现象”,35岁处于风华正茂时期,正是大干事业的时候,而他们却拿自己的大好前程做赌注。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在选人用人时,应该进行更加广泛的考察与深入的考核。

4. “共贪”现象

“共贪”现象的主要特征是,在腐败过程中不仅高官自己进行腐败,而且其家族成员、下属等也参与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高官在前台扮黑脸,妻子、儿女甚至情人在幕后收黑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在1997年至2006年间收受浙江省某制药公司292万余元,就是通过以给妻子刘耐雪、儿子郑海榕顾问费及股权收益的名义而收下的。二是利用权力给妻子、儿女或其他家族成员开公司、接项目提供各种便利,家族成员从中牟利。江苏省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利用主管城建的便利条件不仅帮助儿子开办公司,而且公司的经营范围几乎涵盖城建的所有方面。三是官员施惠于商人、下级。这种行为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希望对方“照顾”自己儿女并间接捞钱;另一方面等自己不掌权时,再“回收”利益,具有储蓄的意味。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就有这样一个腐败的“宏伟计划”,大量培养亲信,将手伸到各个领域,为自己的未来铺路搭桥。四是丈夫敛财妻子理财。重庆市统战部副部长罗静虹具有博士头衔,不仅自己贪,而且还为贪腐丈夫理财,成为一对贪腐夫妻。“共贪现象”不仅表现出腐败范围的扩大,还表现出腐败方式和手段都进入一种隐蔽状态,增加了监察与审理案件的难度。

5. “政贪”现象

这种腐败虽然不直接将金钱装到兜里,却能使党的形象遭受重大损失、政府的行政成本得到极大提高。其表现形式主要有:决策失误、形象工程建设。决策失误主要表现为一些领导干部在决策中喜欢“拍脑袋”。据有关资料显示,2007年全国审计机关共查出因决策失误而造成资金损失数额达271亿元。这样一笔庞大的损失是因“一把手”独断专行造成的。形象工程是领导者在任职期间为自己创造的,可以展现个人政绩的各类政治结果。原山东省委副书记、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就是一个注重形象工程的高官,他的最主要问题是桥隧之争。杜世成放弃修建投入资金少、后期维护方便、受气候战争影响小的隧道,而选择需投资99.38亿的大桥,这使得原决定投资的英、法、日等国财团经测算后,认为得不偿失放弃投资计划。这一工程虽然在本国企业投资下最终完成,但是给我们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6. “蚁贪”现象

巨贪很明显,而蚁贪则具有极大的隐蔽性。蚁贪的主人公大多是处于权力末端的“小人物”,职务相对不高,但是凭借手中的权力在一个连续性的时间里,几十次甚至成百上千次持续贪污受贿,就形成了“蚂蚁搬家式”的蚁贪现象。这样的贪腐案例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由于它的隐蔽性,不易被发觉,但是危害性却非常大。浙江省天台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陈义栋、原副主任钱祖伟就是这样的人。两人掌握着全县教育用品印刷的权力,与印刷厂约定在印刷中小学试卷时每份提取1分两厘钱的“好处费”,这个回扣比例非常小,但是长期积累数量就极为可观。从2004年至2008年,回扣款达25万元,两人领刑10至12年。

7. “潜伏”现象

在腐败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那就是“潜伏”现象。许多腐败者在被发现时,已经是一个“老牌”的贪腐之人。如在十八大以来落马的83名厅级以上高官中,很多人是一边贪腐一边升迁。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潜伏”仅仅是一种表象,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的上级也是一个贪官,同时还兼当保护伞的角色。在83人中,平均“潜伏”期是9.6年,在这些人中又有18人表现了边腐败边升官的政坛“不倒翁”现象。

二、受贿是产生系列腐败的第一原因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官员不能够拒贿,有了第一次受贿,就必然接受以后的受贿。据《广州日报》报道,有两起县委书记受贿案虽然所在地域相隔甚远,却惊人的相似。一起是安徽省萧县原县委书记母保良案;另一起是甘肃省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母保良受贿2000万,是一个“政商通吃”的官员,被指控受贿多达109起,涉案130人,涉及的政府官员达66人,总次数达800多次。任增禄受贿涉及的人员达129人。两位县委书记的受贿对象,覆盖了四大领导班子,县委、县政府各机关以及乡、镇一把手,达到了全县“无死角”,造成一种“黑云遮天蔽日”的腐败的政治氛围。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县委书记就像一台“抽水机”,通过卖官鬻爵的政治手段,将基层官员的“油水”源源不断地吸到了自己的“池子”里。他们为一己之私将党的用人制度、行政规定、政治伦理都破坏殆尽,将社会公平、人间正义随意地践踏在脚下。

单位主要领导受贿的危害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主要领导者受贿,就会形成他所主管区域的行贿、受贿的一种负能量的政治文化;第二,主要领导者受贿,会影响到区域中的每一个角落,不论这个角落中的官员行不行贿,他都会受到重大影响;第三,主要领导者受贿,会起到一种传导作用,使基层的官员玩“小鱼吃虾米”把戏,将受贿的脏手伸向老百姓群体,激发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第四,由于行贿的官员已经娴熟地运用了行贿艺术,无论日后到哪个岗位工作,都难以“放下屠刀”。

在受贿中对社会危害更大的是,在受贿的核心人物被拉下马之后,行贿的队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就必然造成受贿的氛围没有改变,行贿依然会延续下去,腐败问题就很难得以解决。只有把受贿之源堵好,腐败问题才可以得到有效遏制甚至根除,否则就会在循环往复的怪圈中解脱不开。因此,“法不责众”与“豁免底线”都是对惩治腐败不该有的通道,这条通道一旦打开,吏治不能严肃,腐败永无止息。

其实,提高领导者的拒贿能力是解决腐败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主要领导者具备拒贿能力,他所管辖的区域一定是净化的,他一定非常重视官场生态的净化建设,他所管辖的区域一定是社会和谐、稳定团结的政治生态环境。有一个公益广告说得好,“没有买卖,没有杀害”。领导者如果能积极营造“没有受贿,没有行贿”的官场氛围,腐败的现象就会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建设一个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指出:“没有健全的制度,权力没有关进制度的笼子,腐败现象就控制不住。在这次教育实践活动中,建章立制非常重要,要把笼子扎紧一点,牛栏关猫是关不住的,空隙太大,猫可以来去自由。”

腐败显示的问题就是制度问题,反腐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促使腐败多发与高发。中国的反腐历程必须进入制度反腐的新时期。我国必须从经济、政治、法律等各个具体的环节上,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堵住腐败的漏洞。

第一,规范网络反腐平台。在网络上建立资料收集、舆论对应、案件查证、准确甄别、结论反馈的机制。网络反腐平台形成一种正确的引导与正面的舆论压力,造成贪腐的心理负担,使其不敢、不愿、不能贪腐。同时既要避免网络反腐成为运动式的反腐,更要避免个别人利用网络打击正派的领导干部。

第二,建立个人信息联网平台。领导干部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就要面对公众,在公众面前几乎没有隐私,要在公众的监督下生活。个人信息联网平台主要发布领导干部的住房信息、个人收入信息、财产状况与财产收入等。

第三,建立“裸官”监督机制。“裸官”在中国是一个特色,很多“裸官”在时机成熟时选择出逃境外。众多出逃成功的“裸官”都是监督不力的结果。与中国签署引渡条约的国家还不多,有司法协助关系的国家和地区更少,因此追逃对大多数出逃官员来说是不可能的,要堵住外逃之路,就需要对可能有移民倾向的“裸官”建立专门的监督机制,以确保其不对国家造成更大的损失。

反腐是一个艰难的历程,因为腐败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并形成了一定的腐败文化。对于未来的反腐工作,需要在制度上下大工夫,彻底堵住腐败的漏洞,使腐败没有立足与生存之地,失去了温床,腐败自然就会消亡。

(作者为黑龙江省委党校领导科学教研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武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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