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根据20世纪70年代以来总和生育率下降与出生性别比失衡在不同区域的组合，将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和“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等两种类型。生育转变类型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有关，不同区域村庄社区内部宗族社会网络与宗族规范因为历史原因而存在差异，这两个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存在十分有趣的空间分布：在华南以及中原等文化区，在宗族文化及其社会结构的作用下，生育率下降相对滞后，同时出现严重出生性别比失衡；而在村庄历史比较短暂、宗族文化薄弱的东北、西南、长江流域的大部分地区，率先达到较低的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大致保持平衡。
关键词：生育转变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区域差异宗族
一、问题与进路
人口转变理论是描述和解释近代以来世界人口转变过程最有影响的理论，不过该理论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在于，世界上不同历史和文化的地区，其人口转变模式，特别是生育转变模式存在的多样性。40多年前，科尔在反思该理论时清晰地发现：欧洲700多个省区生育转变模式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生育转变的区域分布与欧洲的语言、文化的区域分布具有类似性(Alsey J.Coale ,1973）[1]；而由利热所绘制的西班牙不同省区的生育率分布，实质上就是一副西班牙语言的分布图（Leasure,1962）。弗里德曼据此指出：许多文化相近的地区，例如语言、文化相近的地区呈现出相似的生育类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有共同文化的亚区域往往具有相似的生育转变模式，赖以区分的因素很有可能是亚文化类型的差异（Ronald Freedman,1979）。欧洲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的生育行为深嵌在文化之中，文化的差异会带来生育行为的显著差异。
那么在幅员面积与欧洲大致相当，同时历史、语言、区域亚文化差异明显的中国，生育转变模式是否会如欧洲那样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呢？笔者以及所在单位在对农村长达10多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转变过程中，不但生育数量偏好及其转变速度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而且生育的性别偏好及其转变速度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更为神奇的是，生育数量偏好转变的时空图景与性别偏好转变的时空图景具有极大相似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对中国生育转变过程的这种多样性进行描述和解释？受科尔、弗里德曼等学者的启发，本文将结合不同区域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试图从宗族文化与不同区域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提出一个解释中国生育转变区域差异的分析框架。
因而在理论渊源上，我们试图整合人口学领域的生育转变理论与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一个描述和解释中国生育转变多样性的分析框架。通过生育转变理论描述中国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通过社会结构理论，我们将宗族文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进行操作化。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农民生育行为嵌入在村庄社会结构当中，宗族文化的差异使得村庄内部的结构性力量（社会网络的密度、凝聚力及其对非正式规范的支撑力）和规范性力量（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存在差异，这使得农民的生育行为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微观实践形态存在差异，进而微观个体生育行为在社会结构的作用下汇集成为宏观层面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
下面，我们首先结合1982、1990、2000等年度的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从宏观上归纳中国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其次结合语言学、移民史以及有关宗族的文献研究，论证宗族发育历史在不同区域所存在的差异性；最后，从结构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两个角度对村庄社会结构进行操作化，通过生育行为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两个具体机制，建立宗族文化与生育转变之间的关联性。
二、中国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育转变是中国人口转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生育转变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征，一是在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下生育率快速下降，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在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中，生育转变的完成是以生育水平转变为标志，但在中国存在男孩偏好的背景下，生育转变完成还包括生育性别转变，因为生育是一个包括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偏好现象（顾宝昌，1992），因而学界在刻画中国的生育转变时，将中国的生育转变概括为两次转变相继完成的过程：第一次是生育数量的转变，其本质为生育数量偏好以及生育时间偏好的转变，第二次是出生人口性别比转变，其本质是生育性别偏好的转变（李树茁，2011）。本文主要从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两个角度，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育转变的多样性进行刻画。
下面利用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对中国农村生育转变的区域差异进行描述，从宏观上归纳中国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学。首先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归纳特定时点上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分布特征，以地级市为分析单位，这主要是考虑到样本规模[2]。然后根据对1982、1990、2000年普查原始数据的挖掘，整理出1965-2000年间总和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时间系列数据，从历时性角度对生育转变多样性进行刻画。
（一）普查时点上生育模式的区域差异。我们根据公布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在地级层面数据，运用GIS系统绘制400多个地级市生育数量与出生性别比分布情况。由于学术界公认，运用2000年普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TFR）存在比较明显的问题，我们在测量生育水平时是根据35-50岁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反映各地区生育数量，选择这样一个年龄区间，主要有以下考虑，2000年普查登记了15-50岁育龄妇女存活子女数信息，15-34岁育龄妇女还没有完成生育过程，而35-50岁育龄妇女则陆续完成生育过程。同时用2000和2010年六普地级市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反映各地区男孩偏好的差异。具体结果见图1和图2。结果十分有趣：可以从整体和区域两个角度展开分析[3]。
（1）从整体上看。首先，具有相似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是彼此相连的，而不是无规律地散布在全国各地，这些彼此相连的地级市构成相当大范围的区域；区域内部的生育水平大致具有一致性，而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差异分界明显。
其次，很多省份内部往往包含生育水平和出生性别比完全不同的亚区域，这表明以往的很多以省份为分析单位的研究可能存在掩盖实质问题的弊端，同时也启示我们，很多省份内部的生育政策是大致类似的，面对同样的生育政策，一个省份内部却有完全不同的生育模式，这表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可能难以有效解释生育模式的地区差异，而是存在更为关键的解释变量。
再次，这些具有相似生育水平、出生性别比水平的地级市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相差很大，或者说，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同的地区，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大致类似，这表明生育模式的地区差异难以完全用经济发展水平来解释。
（2）分区域看，两幅地图在很多区域的轮廓和形状都能大致重合，这说明生育数量和生育性别的地区分布特征具有高度一致性。
生育数量分布。图1显示，从全国范围来看，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生育数量比较高的区域主要有：江西、广东、福建、广西（南部）这四个地区构成的华南区域；在华北平原上，大致包括全部的河南省、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所组成的淮河平原、山东西南地区、以及河北南部的少部分地区，则构成一个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这个空间范围大致是古代中原的范围；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有部分地区生育数量较高；西南的云南、贵州生育率比较高。
而生育数量偏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大致在地图的中部，由长江下游平原（包括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北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鄂西地区、以及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则构成一个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带；山东半岛、河北北部大部分地区、东北三省是全国范围内相对的低生育水平地区。
出生性别比分布。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被海外汉学研究所归纳的“华南”，主要包括广东、广西、江西、福建等省份，鄂东地区、湘南地区也是特色鲜明的出生性别比重灾区；另外由河南、皖北、苏北、鲁西南、冀南等构成的中原地区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大区域。
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或低度失衡区域：东北三省；长江下游平原、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长江上游成都平原，也就是说整个长江流域，除了鄂东地区较高之外，几乎都处于基本正常或轻度失衡的水平；大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中西部），以及广西北部；另外山东半岛、山西、河北（除去冀南地区）等地区也连成了出生性别比较低的区域。也就是说，通过比较图1和图2，发现2000年人口普查时，生育数量的地区分布和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大部分地区基本重合。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表1进行归纳[4]。
小结。在瑷珲—腾冲线以东，图1和图2在很多地区几乎能完全重叠，也就是说生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也是出生性别比偏高严重的地区；而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也大致是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的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