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为了从长周期认识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我们根据上面划分的大致区域，即华南、华北（主要指黄淮平原）、东北、长江流域四大区域，利用1982、1990和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推算了1967年到2000年之间各区域总和生育率（TFR）的变化，以及出生性别比（RSB）的变动数据。我们首先看看各区域生育数量下降曲线的差异。
图3显示，在70年代初各区域的TFR水平大致相当（华南稍高），1970年时都大致在7左右。自7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开启以来，华南、华北、中部、东北都经历了显著的生育率下降，然而不同区域生育转变过程差异极大：长江流域和东北在政策干预下生育率迅速下降，表现为这些区域生育曲线在1970-1980年间陡然下降，曲线也非常陡峭；长江流域在80年代左右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型，降低到低生育行列，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华南生育转变则远要缓慢、滞后，生育数量降低的过程漫长，生育曲线下降非常平缓。以1975年为例，长江流域和东北基本上已经接近3的水平，但是华南却依然保持在5左右；到1982年左右，长江流域和东北接近2.1的更替水平，但是华南还稳定在4左右。从整个70年代到90年代华南的生育水平都要远远高于长江流域和东北。直到1990年左右华南才达到长江流域在80年代初的水平。华北在70年代生育水平下降幅度也非常快，但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生育水平徘徊波动，要明显高于长江流域和东北。整体而言，华北生育率下降速度介入华南和长江流域和东北之间。
另外，我们还计算了自70年代初期以来各区域出生性别比转变曲线。见图4。如果以男孩偏好完全淡化、出生性别比保持平衡这样一个标准来看是否完成出生性别比转变的话，那么东北和长江流域自70年代以来就没有明显的出生性别比升高趋势，可以看做是最先完成生育性别偏好转变的地区；而华南和华北农村的性别偏好转变则缓慢得多，而且在生育数量不断下降的过程中，男孩偏好受到挤压，进而形成80年代以来不断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上升趋势，这两个地区出生性别比转变的完成依然还是一个漫长过程，不过从2010年六普所反应的数据看，这两个地区已经走上了出生性别比的转变的轨道。
（三）生育转变的区域类型学。如果将生育率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进行区域组合的话，会发现中国农村存在两种十分不一样的生育转变模式。第一种是以华南和中原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转变过程中男孩偏好强烈，尽管国家政策的干预、工业化与城市化等现代性因素不断推动生育转变，但是这两个区域的生育转变过程相对迟滞，生育数量下降过程相对缓慢，同时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重灾区；（2）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数量和性别）完成的时间来看，在全国相对滞后；（3）从生育转变两个维度（生育数量与生育性别）之间的关系来看，生育数量在政策干预下挤压性别偏好，进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也就是说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二者之间是一种非均衡的冲突关系。我们将这种类型的生育转变归纳为“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其中“阻滞”用于描述生育转变的速度和生育转变完成的时间；“失衡”用于描述生育数量转变与出生性别比转变之间的冲突关系。图5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的基本特点。
数据来源：年度总和生育率的数据来源同图3，年度出生性别比的数据来源同图4.
第二种是以长江流域和东北农村为代表的生育转变模式。其基本特点是：（1）生育数量下降在全国相对较快，出生性别比在生育率快速下降的过程中一直保持基本稳定，或略微高于正常值，基本上不存在出生性别比的明显转变[5]；（2）在全国率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别比转变；（3）生育数量下降和出生性别比转变处于并行不悖的均衡关系。我们将这种生育转变过程中生育率下降迅速、同时出生性别比保持基本正常的生育转变归纳为“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图6概括了这种生育转变类型的基本特点。
生育转变的时空图景。如果从完成生育转变先后顺序进行归纳的话，长江流域和东北，在全国率先完成生育数量转变和出生性比转变；而华南和华北，生育转变进程要缓慢得多，目前这两个地区生育数量转变基本已经完成，而出生性别比转变还需较长时间。这样说来，完成生育转变存在这样一个先后顺序：东北、长江流域，早于华北，华北稍微早于华南。我们会发现：在中国农村，生育转变完成的时序，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不能之间建立起关联，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最先完成生育转变，这启示我们，解释中国的生育转变，需要在经济发展因素之外寻找关键变量。
(三)关于生育现象地区差异的已有解释。为什么会存在生育转变类型的区域差异呢？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只不过没有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同时区域比较的视野还没有清晰起来。由于这些研究还没有上升到生育转变模式的高度，而是专门针对生育数量或者是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进行解释，我们为了论述的方便起见，专门对这些已有解释进行反驳，然后提出本研究的解释框架。
（1）对生育率省际差异的解释。目前学术界解释生育率省际差异的主要变量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政策。其结论可以归结为：如果说计划生育政策的政治性批判是70到80年代生育数量转变的主导性力量，那么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市场性因素逐渐占主导则构成90年代中国生育率转变的革命性力量。
顾宝昌1987年对经济变量与生育率的研究至今为止仍然是最为重要的。他利用省级数据考察了中国的生育率,通过路径分析得出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中国生育率都有重要的直接影响的结论（顾宝昌，1997）。
彭希哲分析了50年代到90年代的综合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发现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出现了显著性变化，该文也试图从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解释生育率的省际差异。不过作者严谨的态度使他并没有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生育率水平”这样一种简单相关（彭希哲，1993）。
在顾宝昌、彭希哲等研究的基础上，陈卫在2005年将中国各省横向和纵向数据相结合,进一步探讨在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独立影响。研究得出,在过去30（1980、1990 和2000）年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增强,而计划生育的作用在下降。在1980年,计划生育的作用要比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得多;这支持了人们所普遍认为的70年代中国生育率下降主要是计划生育推行的结果的观点。然而,在1990年,这种关系达到了某种平衡: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的Beta值基本相同。80年代经济改革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经济改革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削弱了一些计划生育机制。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和价值体系转变,生育率在经历80年代的波动后,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对生育率都有重要影响,但是2000年的结果表明,这种平衡偏向了社会经济发展。
首先我肯看看“经济发展说”所存在的缺陷。这个解释变量在解释生育率下降的整体性推动因素方面大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正如生育转变理论那样，无法解释不同文化类型地区生育转变路径以及生育数量究竟在经济发展水平到了一个怎样的临界值时开始转变，这使得生育转变理论只能是一个大致正确的理论，而无法解释生育转变路径的多样性。也就是说无法在发展水平与生育转变的进程之间建立严格的对应关系。如果我们将这些解释框架与图1中生育率的地区分布相对照的话，会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水平的高低之间并不能建立严格的相关性：以东部沿海为例，这个经济带是近30年经济发展走在前列的地区，一方面我们看到其内部差异明显，山东、江苏、浙江的生育水平比较低，但是广东和福建以及广西沿海等发达地区却是全国生育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另一方面，如果将沿海与中西部进行比较的话，结论也很有意思，广东、福建、广西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是中西部的四川（主要是成都平原）、两湖平原（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平原）的生育率却明显要低。从横向的空间差异来看，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显然不能有效解释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其次我们再看看“生育政策说”。顾宝昌、张二力、郭志刚等学者的研究证明，在中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不是一个常量，而是存在地区差异。为了测度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他们建构了“政策生育率”这样一个概念测量不同地区生育政策的差异（郭志刚等，2003）。那么“政策生育率”与生育水平之间能否建立直接关联，即是否是生育控制政策越严格，生育水平就越低？在郭志刚教授的支持下，我们绘制了地级市政策生育率的分布图，见图7。
为了分析的简化, 也为了便于用地图显示, 郭志刚教授将修正的政策生育率分为4个类别:第一类: 政策生育率在1.10-1.13 之间, 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为主的地区；第二类: 政策生育率在1.13-1.15 之间, 大致对应独生子女政策与独女可生二孩政策混合的情况；第三类: 政策生育率在1.15-2.10 之间, 大致对应独女可生二孩政策与二孩政策混合的情况；第四类: 政策生育率在2.10 和以上, 对应2孩，及以上生育政策的地区。
根据图7中政策生育率空间分布，我们很难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之间建立关联：在江苏、四川、重庆等严格生育政策的地区，生育率确实偏低[6]；但是在实行1.3-1.5的“1孩半政策”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山东半岛、湖北、江西、广东等地区，却生育水平差异极大，广东、江西是全国生育水平最高的地区，而湖北中西部、东北、山东半岛却是全国的低生育水平地区；同样是全省实行“1孩半政策”的湖北省，鄂中江汉平原、鄂西地区与鄂东地区的生育水平泾渭分明；同样是严格坚守一孩政策的江苏省，苏南与苏北的生育率判若两然。总而言之，我们难以在生育政策与生育水平之间建立相关性。
（2）我们再看看关于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已有解释。目前关于出生性别比地区差异主要有下面两种解释，一种是生育政策说，另一种是地理环境说。
生育政策说。人口学界主流的看法认为，生育政策的地区差异与出生性别比的地区差异之间有密切关联。张二力（2005）、郭志刚（2003)、陈卫（2009）、宋月萍（2009）等通过比较不同类型生育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得出结论是具有诱导性的“1孩半政策”地区的出生性别比显著高于其他政策地区，但是图2表明，同样是“1孩半政策”的地区也有出生性别比正常区域，比如湖北省全省实行“1孩半政策”，江汉平原和鄂西地区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图2还显示，不是生育控制政策越严格出生性别比越高，江苏省全省实行一胎化政策，但是苏南和苏北的出生性别比差异显著。这表明，同样生育政策下，出生性别比完全不同的例子比比皆是，生育政策在解释出生性别的地区差异方面漏洞太多。
地理环境影响说。这种观点认为出生性别比与作为地理环境的海拔高度、环境温度有关，并推测环境温度不仅影响受孕结果，而且可以通过影响父母的荷尔蒙水平进而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选择（James,2001)。康国定[7]等人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定量研究了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与地理环境特别是海拔高度的关系，结果表明1990、2000年间的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偏高的县主要分布在瑷珲—腾冲线以东的地区，而且0-4岁人口性别比与海拔高度存在较高的负相关，海拔100米以下的县市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海拔超过3200米后0-4岁的人口性别比开始下降到正常范围，并随着海拔升高呈现继续下降趋势。
这种观点在解释低海拔地区的出生性别比问题上难以成立：中国有很多平原地区的出生性别比保持平衡的水平，比如东北平原、长江流域的川西平原、两湖平原以及长江下游平原。不但海拔高度与出生性别比水平之间难以建立有效关联，这种解释对海拔高度与出生性别比水平之间的相关机制还无法说明。
三、汉语方言分布与宗族文化的区域差异[8]
我们的研究发现，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分布与中国的汉方言、宗族文化的空间分布具有相似性。前文已经谈到，科尔、利热、弗里德曼等人在反思人口转变理论时曾指出，许多语言、文化相似的地区，呈现出相似的生育类型，即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具有共同文化的亚区域往往具有相似的生育模式；利热所绘制的西班牙生育类型分布图几乎就是西班牙语言的分布图。这说明，语言、亚文化类型等因素与生育类型之间存在相关性[9]，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除了部分区域存在不一致[10]，中国农村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与中国汉语言的区域分布具有惊人的一致性。笔者根据中国《方言》杂志上提供的各区域方言数据，按照县级单位，绘制了中国10大汉语方言的区域分布图，见图8。
可以发现，图8所显示的汉语方言空间分布，与图1和图2所描述的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空间分布在大部分地区具有一致性。具体表现为：
（1）南方方言区。华南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南部），分别是粤方言、闽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的分布区，这些地区生育转变滞后、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属于“阻滞-失衡型生育转变地区”，这种生育转变类型的地区还包括湘方言分布区。特别有趣的是，湘语、赣语、粤语的地区分布范围和出生性别比的区域分布形状特别类似。南方方言区，只有长江下游吴语区是生育数量偏低和出生性别比都比较正常，下面会谈到，吴语原本是一种古老的方言，但这个地区在清朝太平天国时发生战争，原来土著人口减少约7000万，吴语地区原来的文化和社会结构遭受到重大破坏。而粤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湘方言所在地以山地丘陵为多，这些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偏安一隅，自宋以来一直比较稳定。
（2）北方官话区和西南官话区。中国的方言中，最年轻的方言就是官话了，官话主要包括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蓝银官话、西南官话，另外，山西和陕西北部的晋语实际上是从官话中派生出来的，我们也将其纳入到官话的范畴中。为制图的方便，我们将东北官话、冀鲁官话、晋语等进行了区域合并，可以看出这三大官话区都是生育转变顺利、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的区域。
北方官话区、胶辽官话区与晋语区，基本上是“平滑-均衡型生育转变模式”；西南官话区，分布在湖北中西部、四川和重庆全省、云南和贵州、广西北部、湖南沅水流域以及陕西的西南角，整个西南官话区，除了少部分地区之外，大都是出生性别比正常的地区；除云南和贵州因为生育政策比较宽松而生育数量偏高之外，大都是生育数量相对偏低的；中原官话区，空间上大致就是古代中原的范围，包括河南大部分、江苏和安徽的淮河平原、鲁西南地区，这个中国古代文化的重心区，生育数量转变滞后，同时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汉语方言与生育转变模式具有空间分布上的类似性呢[11]？我们能否从中找到理解中国文化和生育转变模式地区差异的奥秘？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中国不同区域语言形成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线索，我们的研究表明，二者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背后实际上是区域历史与宗族文化差异，不同方言背后，是不同区域历史的差异，是宗族发育时间的差异。在那些汉语古方言区，大致是宗族发育比较早、历史比较长的区域；而官话区，历史相对较短，宗族文化相对薄弱，无论在东北官话区，北方官话区（除去中原官话区），还是西南官话区都是这样；正因为宗族发育程度存在差异，因而生育数量偏好和男孩偏好强度存在差异，进而引起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这其中的解释链条大致为：方言形成及其历史特征——地区移民史——宗族的发育与成长史——宗族结构性力量和规范性力量——微观生育行为——生育转变。
（二）汉语方言与移民史。下面我们根据语言学的已有研究，对汉语的历史源头、地理扩散、以及各大方言的形成时间进行梳理，同时结合中国移民史，对各区域的历史进行梳理。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分类，汉语方言第一层次分为十大方言，即官话、晋语、吴语、徽语、闽语、粤语、湘语、赣语、客家话和平话，这十大方言形成的历史不一样，从中可以看出当前不同区域现有人口繁衍起点与宗族发育起点。据此可以推测不同区域宗族聚居情况、宗族发育情况的差异。根据各大方言的形成时间，大致存在下面的层次图。
图9 汉语方言分化历次层次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