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Alsey J.Coale，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1973,vol.1
罗纳德.弗里德曼，《生育下降的理论：重新评价》，菲利普.豪泽主编《世界人口及发展：挑战和展望》，赛拉丘斯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63-79页。
[2]按理说，以县为分析单位是比较理想的。一方面，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文化和行政单位，另一方面，计算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时，只有样本量达到一定规模，这些指标才能保持基本稳定而不至于出现太大波动，1982和1990年普查原始抽样数据大致都是1200万样本，中国大致有2500个左右的县级单位，平均每个县有4800个左右的样本，这时候以县为分析单位是比较合适的。以地级市为单位的话有些过大，不同的文化区域可能分布在同一个地级市下面，而且地级市作为行政单位在中国经常变动，不是很稳定，不同年度的数据之间不好比较；而以乡镇为分析单位，则样本量太少，生育数量和出生性别比的指标都容易产生波动。而对于2000年的抽样数据库大致是120万样本量，由于计算生育率以及出生性别比等统计指标对样本量有较高的要求，以县为分析单位则样本量过小。
[3]由于中国的人口主要分布在爱辉——腾冲这条线以东，我们主要分析该线以东的生育模式及其特征。
[4]不能吻合的地区主要是云南和贵州，下文我们会分析，这主要是因为云南、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多，生育控制政策相对宽松。而山西为什么生育数量高，而出生性别比却基本正常我们还没有找到答案。
[5] Guilmoto、李树茁等人认为，所谓出生性别比转变是指出生人口性别比呈现“先攀升、后高位徘徊、最后下降至平衡”的三阶段特征。
[6]这几个地区生育率之所以低主要不是因为政策因素，而是另有原因，下文我们会进一步论述。这些地区之所以能够实现低生育政策，背后有有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
[7]康定国、肖鹏峰等，《地理环境对中国0-4岁人口性别比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科学》，2010年第6期。
[8]从中国汉语方言的角度解释生育转变模式的区域差异，得益于笔者与吴海龙的讨论。
[9]下文的分析会指出，这种相关性不是说语言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育偏好与生育选择，而是说，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特征，与不同区域的亚文化的其他文化特征比如宗族文化，二者也许是受共同历史事件影响。而宗族文化与生育数量偏好、男孩偏好密切相关。
[10]这种出入在下面纳入各区域移民史、历史上的人口重建、家族文化发育等视角后就可以得到解释。
[11]个别不一致的语言区比如中原官话区、吴语区我们将在下文进行解释。
[12]曹树基《中国移民史》：“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前，全国人口4.361亿，经过15年的战争，至光绪六年（1880）为3.645亿”中间相差7160万人。太平天国时，战场和人口减少的地区主要在长江下游地区。
[13]上文关于方言的起源，主要参考游汝杰、邹嘉彦，《社会语言学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
[14]这些方言区中，吴语区的情况比较特殊，在长江下游的吴语区经历了清末的太平天国，使当地人口减少接近1亿，当地的原社会结构被重新洗刷，对原有的宗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破坏。
[15]这种情况在南方单姓村落基本上是成立的；但是到了华北、东北、长江流域等历史比较短的杂姓村，一个村庄内部往往是几十个姓氏，同姓群体在行政村内所占比重非常低，而且同姓不一定同宗。
[16]数据来源：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姓氏集中程度的数据信息由中国人民大学段成荣教授提供，在此表示感谢！该数据的样本量为250万，在计算过程中我们根据农村样本进行计算。
[17]蔡晓莉、彭玉生等人的研究证明，宗族社会网络的密度和凝聚力与非正式性规范之间存在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