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智库亚洲社会（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主任Orville Schell在一篇评论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决定的文章中, 从中国发展模式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区别入手探讨了东西方在改革方向上的区别。作者认为与西方强调个人和个体不同，中国的改革是一种集体的改革，是一种从整体上为了实现民族复兴目的而进行的改革。文章认为“从早期的梁启超、孙中山到上世纪中期的蒋介石、毛泽东，再到最近的邓小平、习近平，他们都共同持有同一个目标，即一个由民族主义所团结在一起的、由一个单一有序的政党所统一的中国，一个能够面对和接受历史挑战并变得强大富有、赢得现代世界尊重的中国”。Schell对中西发展模式及其改革取向的差异分析是较为客观的，体现了西方学者观察问题的独特视角。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际社会处于一种以西方国家、西方价值观、西方话语为主导的环境中，东西方国家发展阶段、文化传承等客观存在的差异性，也因此常常被忽略掉。西方所推崇的诸如所谓“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等被看作具有排他的优越性，成为西方一些学者、政客评判国家政治制度好坏优劣的标准，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消极因素。但事实上，这种政治模式差异的背后折射的是东西方文化的区别：西方社会强调的是一种从个人到集体的发展模式，而中国模式则是一种从集体到个人的模式，通过集体的发展去为个人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这种差异很难有对错之分、好坏之辩，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举。二战结束之后，新兴独立国家，在结束殖民统治之后尚缺乏国家治理经验，而西方国家作为当时政治发展的“成功案例”，其价值观和政治模式也就发挥了“教科书”式的作用。战后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西方式的政治模式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非洲一些移植西方模式的国家内乱不断，为国际社会所痛心。以东亚国家为例，韩国、马来西亚在最初结束殖民统治时照搬西方式民主，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相反国民经济却在国家进入威权体制后得以大幅度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上个世纪末才开始逐步进行民主转型的。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首先，简单照搬西方式的发展模式是行不通的。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随着国情、历史不同而必然打上自身的发展烙印。套用西方式价值观来妄议承载了5000多年悠久文明、170多年发展历程、60多年持续探索、30多年伟大实践而形成的当今中国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妥的。其次，威权独裁也是行不通的。这样的体制依靠的是领导者个人的魅力和能力；这样的社会，它的发展是不具备可持续性的。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同的声音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努力构建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而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适当的“集中”。特别是对于处于迅速发展、急遽转型期的中国，集中了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理所当然需要强有力的“集中”来加以应对和化解，让这些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效的解决。缺乏集中的民主难有解决问题的力度，而没有民主的集中则缺乏发现问题的路径，在特殊国情下应运而生的“民主集中制”正是政治发展模式应随国情而变化的最好例证。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