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内政治延伸到国际政治，即使被西方广为推崇的“民主和平论”也饱受西方学者的质疑。1995年，学者David.E.Spiro在国际关系顶级学术期刊International Security（《国际安全》）上发表了Insignificance of Liberal Peace（《自由和平的不显著性》）一文。作者应用统计学方法计算并对比了近200年间民主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概率，与随机选取的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和冲突的概率相比，两者的结果其实是接近的。也许有论者可能会辩称，民主的定义本身就是多样化多变的，200年前的民主国家也许现在看来可能就成了威权国家，因此这样的计算是不可信的。虽然社会科学本来就不同于自然科学可以精确计算，但是这种质疑的声音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不存在标准化的、绝对化的民主国家，用西方的观点来衡量别国的政治发展本身就是一种主观的臆断、一种偏见。以东南亚国家为例，东盟国家能够逐步跨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走向联合，并成为发展中国家合作与发展的最好的国家组织之一，再次表明维系国家与国家间和平的纽带不是民主，而是对国家间政治和文化的尊重与包容。这也是中国政府强调“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生根落地”的深刻依据。
改革是中国模式的不断探索。从孙中山到毛泽东、邓小平，中国人民经历了创立共和、建立新中国、改革开放，构成了中国波澜壮阔、翻天覆地的百年激荡史。历史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明这一政治体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从一个侧面表明僵化不变的政治经济模式同样是行不通的。改革开放的35年来，从历史性的改革开放，到开拓性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现在顺应社会发展需求大胆地让市场在国民经济中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可以相信，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一揽子全面深化改革方案，无疑将以全方位的顶层设计、涉险滩的攻坚克难而载入史册。
改革是实现自我超越的关键抉择，是探索、完善中国发展模式的必经之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在少有前人经验的情况下，中国的改革和发展的确具有探索性质。有探索就会有争议，但争议终究是为了更好地改革。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坚定改革的信念，不因怀疑的声音而退却脚步，不被傲慢的非议而乱了方阵。借用本文开篇引述的那句话，“一个能够面对和接受历史挑战并变得强大富有、赢得现代世界尊重的中国”，对此，我们充满信心和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