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新一轮政治动荡已经持续三个月。从1月13日开始，反对派更以占领曼谷、逼迫政府停摆的方式力压英拉政府辞职，并在外府阻挠选举工作。支持政府的“红衫军”针锋相对，也在曼谷多地示威。截至27日，军方一直保持中立态度。泰国政治乱局发展到今天，他信虽然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这绝非“个人改变了历史”。如果做更深入的分析，“反他信”与“挺他信”的矛盾只是表面现象，泰国政治乱局有其深刻而独特的根本原因。
其一是阶层利益的根本对立。反他信阵营是以地方政客、政商集团、官僚和部分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精英阶层，他们是泰国传统精英政治结构的支柱；“挺他信”阵营则是以东北部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他们追求更加平衡与公平的“全民型”政治结构。前者是泰国传统精英政治体制的受益者，而后者则把他信执政期间所推行的政策视为其利益的代表。
尽管上世纪60年代以来泰国经济发展很快，被誉为东亚“四小虎”之一，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且贫困率显著下降。但在传统精英政治体制下，泰国长期推行“重城市、轻农村”的国内经济政策，农民阶层无法分享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红利，导致国内贫富、城乡和地区差距日益悬殊，近二三十年来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左右。同时在政治上农民阶层也被长期摒弃在精英政治体制之外，既没有任何政治话语权，也没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诉求，占泰国人口近70%的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
由此，他信提出了旨在切实改变农民阶层生活水平，同时有效提高其生产能力的“草根政策”，最终目的是打破泰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现状、开辟农村市场经济，让农民广泛融入城市化进程，从根本上消除城乡差距、缓和利益分配失衡带来的国内矛盾。
他信的政策赢得了农民的积极支持和坚决拥护，更为他及其所代表的新资本集团赢得了取之不尽的政治资源。2005年，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拥有党员1408万人，超过泰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并在2001年和2005年两次赢得大选，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单独组阁的政党，国会议席比例高达75.4%。同时，他信的政策也导致了泰国政治力量结构的质变，农民为主的草根阶层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真正走上政治舞台。
草根阶层的经济利益诉求和政治力量的崛起，势必给精英阶层的政治经济既得利益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他信改革的成本，实际上也主要被转嫁到了精英阶层身上，因而引起其更大的不满。
其二是政治力量结构的失衡。为遏制军人集团对政治的染指和地方政客的滥权，泰国制定了《1997年宪法》，规定国会为上下两院，均由直选产生。这样的制度改革尤其是选举制度改革十分有利于大党的发展，因而打破了传统精英政治的力量结构，给他信为首的新资本集团创造了政治崛起的机遇。
该集团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实现了经济崛起，主要依靠资本或产业密集型的新兴产业起家。因此，他们虽与传统政治精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产业范围、融资渠道和经营理念上都有着明显差别，其经济利益使其需要一个消除城乡鸿沟的全国统一市场，因而其政治思维相对更加具有脱离传统的离心力。
凭借雄厚的资本支持、“草根政策”带来的大量农民选票、《1997年宪法》的制度利好，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低迷的泰国期盼他信这样经济强人的领导，他信集团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力量迅速扩张。不但成为泰国历史上第一个“一党独大”的政党，而且谋求利用其巨大的资本力量对其他独立机构进行渗透，扩大内阁和总理的权力，再加上他信自身强人式的执政作风和激进的改革方式，彻底打破了传统精英政治的权力结构。所以2006年“反他信”力量联合起来发动政变将其推翻，并在其后的八年中通过各种方式全力压制他信集团力量的抬头。
然而，由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的高涨及其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的兴起，泰国绝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精英政治结构下的平衡。
其三是民主宪政体制的缺陷。传统精英政治下各派势力之所以能够保持平衡，是因为泰国垂直庇护制度、政商关系以及泰王至高无上的号召力等传统社会和政治因素的调节作用。但是，在新资本集团和农民等新的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崛起后，泰国现行政治体制却没有机制和能力在其与传统力量之间进行协调。换句话说，在协调各派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方面，泰国现有的民主宪政体制缺乏有力的制度保证，唯一可以凭借的协调力量就是泰王的权威。因此，在利益诉求根本对立的情况下，执政者和反对派之间是一种完全的“零和游戏”，不可能通过宪政体制内的渠道进行协商，更不可能相互妥协和让步。他们实现诉求的唯一方式就只能是街头政治或军事政变等体制外的手段。
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泰国近年来周而复始的政治动荡是其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但是，这种动荡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损失过于巨大，而且会影响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让泰国可能错失进一步快速发展的良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