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失衡风险：包括了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和老少人口比例失衡
这两大风险可以说是独生子女风险的延伸，属于结构性人口问题，其复杂性和挑战性超过增量性人口问题。在一胎化为主导的政策约束下，挤压出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调和偏高问题，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两大难题，从而产生了可能威胁社会稳定的婚姻安全问题和养老安全问题，这是民生之大计。问题还在于，人口生态的失衡很难通过非人口的途径得到解决。例如，一个男性到了该结婚的年龄老是找不到对象，就很难有替代的办法来保障其婚配权利。由于从1980年代初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普遍、严重的失调一定会积累和引发若干年后的婚姻挤压，产生规模巨大的以男性可婚人口为主的“单身人口”和“失婚人口”。
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的关系不可分割，生育制度和养老制度需要统筹考量。随着生育少子化的愈演愈烈，人口的老龄化、老年的空巢化、高龄的病残化交织在一起将严峻挑战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能力，产生大面积的养老安全问题。我们现在对低生育率成就的欢呼可能会变成未来的压力和风险。少生不是一切，我们已经为超低生育率目标的实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且在未来还将面临未知的负债。
人口拥挤风险：人口过度集聚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产物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感受到小区域小时段的“人口拥挤”现象，如在公共汽车上、在地铁里、在节日的公园里、在公共活动场所，国内外都发生挤踏现象，都是因为人口过分拥挤。人口过度集聚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产物，人口的流动迁移是比较利益诱导的产物。日本人口结构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由于地区差距扩大，导致人口加速向首都圈集中。北京作为首善之区也遭遇了人口膨胀的问题，大城市病归根结底是城市版图过分扩张的问题。土地的城市化和人口的城市化，以及人口的城镇化和人口的都市化如何平衡，都是国家发展需要考虑的战略问题。经验表明，只有健全的城镇体系和城乡体系，才可能避免人口拥挤的风险，实现人口均衡发展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