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释义
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是该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自身所具备的文化资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所采取的各类措施，包括计划和实施两个部分。它与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等一样，是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服务于国家的总体利益。就功能而言，文化战略在国家内部起着提升国民素养、增强文化自豪感以及加强内聚力等作用，在国际上则为国家的外交、经济、安全等服务，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之一。就特征而言，文化战略大致具备本源性、手段性和目的性三大特征。本源性指的是文化资源的自备性，即出自本土，而非舶来；手段性指的是文化战略的实施理念和方法；目的性涉及文化战略的终极目标，以提升国家软实力和综合国力为至上原则。
从根本上说，文化战略是一种资源性战略，和经济战略以经济实力为前提、军事战略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一样，它建立在一国已有的文化资源之上。根据用途，这种被用于文化战略的资源分为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两部分，前者与文化战略的本源性特征相关，后者与文化战略的手段性特征和目的性特征相关。简言之，工具性资源就是可资利用的“文化原料”。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没有合适的“文化原料”的国家很难形成好的文化战略。理念性资源指的是实施方略，即使用“文化原料”的政策、措施和目的。如果一个国家缺乏理念性资源，纵使坐拥“文化原料”的金山银山，也很难进行有效利用，很难发挥文化资源的作用。之于文化战略，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缺一不可。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丰富的“文化原料”，宗教资源尤其得天独厚，不仅有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锡克教等诸多本土宗教，还有伊斯兰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犹太教、巴哈伊教等众多外来宗教。印度由此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宗教博物馆。长期以来，本土宗教持续发展，外来宗教借土生根，孕育出了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宗教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一状况使印度的文化战略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即宗教性，或者说，宗教居于印度文化战略的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的核心位置，是印度文化战略的内容主体和实施主体。
二、印度的宗教资源及其历史运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是印度文化的主体，印度文化根植于宗教，发展于宗教，繁荣于宗教，印度文化战略便自然离不开宗教。宗教之于印度文化战略具有决定性的和支配性的影响，是印度文化战略首选的资源来源。印度的宗教资源主要分为两类，即上文提及的本土宗教和外来宗教。
印度教：印度教源远流长，是印度最主要的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印度80%以上的国民是其信徒。印度教信仰是印度文明的主体信仰，印度最重要的文献如天启类的“四吠陀”①、传说类的史诗和“往世书”②、法经类的“传承经”③以及中世纪许多宗教家的著述④等都是印度教经典。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献，印度文明将名存实亡。印度教信仰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1)吠陀天启，“四吠陀”为至高经典；(2)梵我同一，为人生终极的前提；(3)梵我合一，即精神解脱，为人生终极的归宿；(4)业报轮回，为人生的轮回轨迹；(5)瑜伽修持，为实现精神解脱的方法；(6)神灵信仰，即多神崇拜、一神信仰的现世生活模式。就社会生活和个人实践而言，印度教实行社会中的五民体制，把人基本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五类，实行族群内平等、族群外漠然的等级生活方式，大家都向神看，都追求最终的归宿。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族群中，但对较高的等级而言，“人生四大目的”⑤、“生活四行期”⑥、“五德”⑦、“祭祀”⑧、“五债”⑨等是大家共同的宗教生活义务，相当于社会公德。总体而言，印度教具有相对封闭性和血缘性，其传播途径主要依赖信徒迁徙，靠世代相传，而非普通意义上的传教。目前，除印度次大陆有大量的印度教信徒外，太平洋岛国斐济、印度洋岛国毛里求斯和南美洲国家圭亚那、加勒比海国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也有不少印度教信徒，这些信徒几乎全部是印度教徒移民的后代，并非当地的原住民。
佛教：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⑩其信徒数量位居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之后，影响巨大。佛教也是印度的传统宗教之一，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创始人是释迦牟尼。尽管产生、发展并曾繁荣于印度，但公元13世纪初，在伊斯兰教和本土印度教文化的双重打压下，佛教在印度逐渐消亡。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斯里兰卡等国的部分佛教徒在印度发起了佛教复兴运动，情况才逐渐有所改观。印度独立前后，在安倍德卡尔等人的努力和带动下，很多印度教贱民皈依佛教，因此，当今印度的佛教徒主要是由印度教贱民皈依而来的新佛教徒。目前，印度佛教徒只占总人口的不到1%。不过，由于原产地的缘故，佛教仍然是印度的文化资源之一，不可避免地为印度所用。
耆那教：耆那教的历史可以与印度教相媲美，但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前后，其集大成者也是使耆那教成为独立宗教的标志性人物是大雄。大雄与佛陀是同时代人，他崇尚苦行，耆那教因此被称为苦行者的宗教。耆那教信徒的数量一直不大，目前占印度总人口不到0.5%。不过，由于与印度教的关系密不可分，耆那教在印度没有像佛教一样消亡，仍影响深远，例如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主张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耆那教的影响。不仅如此，由于耆那教徒多为商人，耆那教也随着这些商人的经贸网络走向了世界，在欧美各国也有影响。
锡克教：锡克教是印度本土产生的最年轻的宗教，形成于公元十五六世纪，首任祖师及创教人是那纳克。该教是伊斯兰政权在印度确立以后产生的，因此具有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双重特色。目前，印度的锡克教信徒约占印度总人口的2%，是仅次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印度第三大宗教。印度的锡克教徒中有85%居住于印度的旁遮普邦，其余分散于印度各地。此外，也有为数不少的锡克教信徒定居印度境外，如美国、英国、加拿大、东非国家、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因此，锡克教不仅在印度的宗教和社会中具有重要影响，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影响。
外来宗教：伊斯兰教不是印度的“产品”，印度也并非伊斯兰教国家，但其穆斯林人口庞大。时至今日，印度依然以约1.4亿穆斯林人口居于全球非伊斯兰教国家的首位，其影响可想而知。印度被英国殖民达两百多年，基督教在印度便也有了生长发育的领地。目前，印度基督教徒人口占印度总人口的2%左右，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外，其他外来宗教如琐罗亚斯德教、巴哈伊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在印度也有一定市场，是印度宗教大家庭中的成员。
印度丰富的宗教资源对上文论及的文化战略资源的两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为印度文化战略提供了可供使用的工具性资源，另一方面印度宗教中的很多理念和实践塑造了印度的文化战略理念。印度古代的孔雀王朝和中世纪的莫卧儿王朝等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
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的第三代皇帝阿育王通过南北征伐，缔造了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帝国。实现统一以后，阿育王“弃武从文”，制定了以宗教为核心的治国方略，他借助佛教、印度教等以达到安抚民心、巩固政权、树立国威的目的。这不仅是古代印度君主利用宗教手段强化统治的经典案例，也是印度次大陆历史上将宗教纳入文化战略体系以服务国家战略的一个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