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阿育王文化战略的影响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宗教作为理念性资源，重塑了阿育王的治国之道。早期的阿育王杀兄篡位，南征北战，涂炭生灵，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但国家统一后，他“心生悔念、心向宗教”，希望所有人都能放下屠刀，成为和平的崇尚者和实践者。在制定治国方略的过程中，阿育王也逐渐意识到了宗教的实用价值，意识到佛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教义以及印度教的达摩(11)的重大影响力，并将其纳入治国理念的国家大战略之中，进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战略。阿育王的这一文化战略甚至成为其国家战略的核心内容，成为他之所以能以有道明君的形象名留史册的原因所在。
第二，宗教作为工具性资源，成为阿育王治国的有效手段。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等都是阿育王利用的对象，他从佛教、耆那教及印度教中提炼出了独有的以“正法”(12)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对内宣扬正法、对外弘扬佛法成为其文化战略甚至是治国方略的基本内容。他在中央设立正法大臣，主持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等事务，负责巡视正法执行情况；在各地树立石柱，开山凿岩，发布敕文，指导民生。他还亲自出巡，体察民情，化解宗教纠纷，宣扬宽容，给予佛教、耆那教以及印度教修行者施舍……由此，国内逐渐平和，人民休养生息，帝国内部得以稳定。对外，阿育王强调布道的重要性，他派遣多支佛教传教团，南下北上，在次大陆南部、斯里兰卡以及次大陆北部克什米尔甚至中亚传经送教，开启了佛教国际化的先河，其结果不仅树立了孔雀帝国的和平者形象，而且巩固了孔雀帝国在精神信仰领域的权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阿育王在全国范围内广建佛塔、精舍，亲自去各大圣地巡礼佛迹，向佛教寺庙慷慨捐赠，还赞助了佛教在华氏城的第三次结集，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由此，宗教，特别是佛教直接作为文化战略的内容和工具，不仅巩固了阿育王统治的文化基础，还向周边国家展示了其强大的文化影响力，达到了以宗教教化人心、巩固统治的战略目的。
印度中世纪的莫卧儿王朝不同于孔雀王朝，是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国教的王朝。不过，其最有影响的皇帝阿克巴却和阿育王一样，将包括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在内的本土宗教资源纳入治国方略之中。作为印度次大陆的最高统治者，阿克巴从德里苏丹国实施宗教高压政策的失败历史中吸取教训，大力推广宗教平等和宽容政策。他废除了印度教徒的朝圣税和人头税，主张禁食牛肉、禁止杀生，以示对印度教徒和耆那教徒的尊重。此外，阿克巴还邀请耶稣会代表到朝廷参与宗教讨论，允许在拉合尔建立基督教堂；并先后与锡克教第三、四任祖师阿莫尔·达斯和拉姆·达斯接触，认为锡克教可以调和伊斯兰教和印度教的矛盾，鼓励其发展。虽然阿克巴的这些做法遭到了穆斯林统治者内部的强烈反对，但从帝国统治的角度来看，他开明的宗教政策确实缓和了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矛盾，为帝国的稳定大业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在此基础上，阿克巴甚至一度建立了一套综合各宗教的“神一信仰”，一方面整合国内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在信仰和文化上突出自身特色，以谋求与同一历史时期的波斯萨法维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世界分庭抗礼的目的。尽管阿克巴的宗教文化政策在他死后逐渐式微，但他的尝试仍然值得充分肯定。他的孙子奥朗则布由于重新推行集团的宗教歧视政策造成帝国不稳、起义蜂起，以致国家分崩离析。
20世纪一二十年代以后，印度的仁人志士举起民族团结、宗教和解的旗帜，在甘地的领导下展开反对英国殖民的斗争。这一时刻，英国殖民者看到了宗教的反面利用价值，策划了“分而治之”的阴谋，在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之间制造分裂，充分利用了宗教的影响力，其结果大家有目共睹。这是国家不振，没有独立制定和实施文化战略能力的最有力的反面例证。
不管是公元前3世纪的阿育王，还是公元16世纪的阿克巴，他们都看到了宗教的利用价值，都自觉不自觉地制定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国家文化战略，实践了印度宗教的工具性资源和理念性资源，提升了国家的影响力乃至综合国力。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无力制定并实施文化战略的弱点为英国所利用，以致印巴分治，人民遭难。如此等等都为现代印度的相关政策提供了借鉴和依据。
三、宗教之于印度文化战略的当代应用
在印度的独立运动中，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直接受益于印度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遗产。印度独立以后，特别是尼赫鲁病逝之后，印度的国家机器重新审视了宗教的力量，宗教逐渐成为印度文化战略最重要的资源，成为印度国家战略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
审视当今印度文化战略，宗教既享工具性资源又享理念性资源，成为前文提及的内容主体和实施主体，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印度中心意识。印度本土各宗教的世界观、宇宙观不尽相同，但都将印度视为世界的中心，这一点与我国古代的世界观十分相似。这一“中心”的位置不仅仅是地理概念上的，更是文明概念上的。印度教圣典《摩奴法论》中提到了包括中国人、希腊人等在内的异族，强调了这些本为刹帝利的民族由于不供奉婆罗门而堕落成为贱民的“事实”。(13)东晋时与高僧法显同赴印度取经的道整在游历摩揭陀国时甚至发出了“秦土边地”(14)的感慨，后被《四库全书》编纂者们批注道“其书以天竺为中国，以中国为边地，盖释氏自尊其教，其诞谬不足与争。”(15)由此反证，印度自视中心，为自己的中心地位而自豪骄傲。这为印度的大国思想奠定了基础，其开国总理尼赫鲁在《印度的发现》一书中的一句名言最好地诠释了这一大国思想：“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16)可以想见，在这一大国思想的影响下，印度必将致力于谋求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极。
印度中心意识还给印度人民带来了文化自豪情结，这一情结体现于印度的文化战略之中。保护、宣扬印度宗教文化，使之配合国家战略，进而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印度文化战略长期稳定的宗旨。这不可避免地会倡导宗教中体现出来的印度中心论，如此又加强了印度人民的文化自豪情结。如此相辅相成，有始无终。有人说，对印度人而言，亡国的意义不在于国土，而在于宗教，这一点不无道理。历史上的印度就是如此。此外，印度独立以后，印度南北差异很大，例如在国语问题上，使用印度雅利安语的北方诸邦和使用达罗毗荼语的南方诸邦就曾经发生很大的争议，但由于同为印度教徒，双方仍居于一统印度之中。这就是印度人常说的“宗教是我们成为统一国家的惟一理由”的论据所在。这里，共同的信仰超越了不同的祖先，因为印度只有一个，中心只有一个。由此，印度中心意识不仅延展出了印度大国思想，而且大裨于国家团结。
第二，独立自主意识。从认为自己居于世界中心和文明中心的前提出发，印度形成了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这种意识在印度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得到进一步强化，至今不衰。在文化层面，这一意识使印度认识到，尽管深受西方影响，但对自身文化的强烈认同依然是印度国家存续的重要纽带。印度教的神话观和种姓制，比如婆罗门对自己的神化、刹帝利对自己的肯定等乃至四大种姓的互不干涉、自存于自己族群之中的观念等都加重了印度教徒个人乃至整个国民的独立意识，增强了印度文化战略的独立自主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受到文化战略影响的印度外交战略中得到例证，比如印度的不结盟策略以及印度与美国的关系等。
第三，宗教大家庭意识。印度宗教的传播范围为当今印度推行自身文化战略提供了一个可伸展的、包含多个层次的文化版图。印度也讲意识形态，其意识形态包括两个部分，即西方式的民主观和自身文化的宗教观。与西方相处，印度把民主放在第一位，但与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国家如南亚国家、东南亚国家以及毛里求斯、斐济、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国交往时，印度延展的是宗教文化，如印度教文化、佛教文化等。这样，无形之中就形成了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共享同根文化的宗教大家庭。究其缘由，这与印度是多种宗教的发源地密切相关，印度不遗余力地利用这一点。印度认为，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锡克教等都是自己的“产品”，“使用者”自然归于自己。在这方面，印度在实施文化战略的过程中于特定的范围内表现出了某种长兄携幼情结。这一情结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南亚区域内部。印度一向视南亚甚至北印度洋为自己的后院，不允许后院起火。由此，在南亚八国内部，即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之内，印度在自视兄长、对其他国家持有某种俯视视角的同时，展现出了一定的牺牲精神，在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给予其他七国一定的优惠，比如经贸方面的关税政策和教育方面的南亚大学等。其二，南亚区域之外。对于毛里求斯、斐济、圭亚那、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拥有大量印度教徒的国家，印度也表现出了长兄携幼情结，在文化、教育、经济等诸多方面给予照顾，时刻拉紧与这些国家的纽带，与他们结成“兄弟”，使之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就大大拓展了印度的国家空间，也大大提升了其国家的软实力乃至综合国力。
宗教大家庭意识对于印度教、耆那教和锡克教几乎不成问题，因为世界各地绝大多数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锡克教徒都是印度裔。但佛教不同。公元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宣告消亡，但传播到东亚、东南亚诸国的佛教不仅没有消亡，还持续生长，至今不已。以中国为例，中国的佛教信徒位居世界之最，同时拥有藏传、南传和北传三大派别，历史上还曾将佛教传予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因此，不论从哪方面说，中国都具有无可争议的佛教“重镇”之位。不过，近年来，印度的文化战略却具有某种冲击性，其那烂陀大学的重建声势以及对世界佛教大会的重视程度都使人感到印度有试图谋取世界佛教发言权之嫌。其惟一依据就是印度乃佛教之主源地，其目的自然是增强印度的软实力。此外，其东进政策中的东南亚步伐也蕴含着这一意识，其宗教主源地及文化同根同源宣传很有影响力。
第四，非暴力意识。非暴力是印度各宗教的重要共同点之一，是思想，也是实践，影响深远。由于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中都包含非暴力因素，也由于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了民族独立，印度对非暴力情有独钟，并把自己幻化为非暴力的实践者以及和平的化身，保持良好的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加之引入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西方又普遍持民主国家之间不会有战争的观点，(17)这使印度在国际上得分不少，在国际上的国家融和力非同小可。此外，自阿育王在宗教理念的驱使下开创了和平传播印度宗教文化特别是传播佛教的做法以来，印度一直保持了在区域外的更大舞台上以和平的方式推动文化宣传和文化影响的传统。这一做法加强了印度的道德权威，对提升其国家软实力有很大帮助。在当今印度中央政府的建制中，隶属于外交部的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统筹几乎所有的文化交流活动，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印度政府对文化交流的重视。相比之下，类似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的工作在我国则涉及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多个部委及其下辖的多个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