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
为了能让中国重返经济快速增长之路，我们首先需要走出“新常态”论的理论误区。“新常态”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有二：第一，从内部经济来讲，“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使得中国不再可能保持两位数以上的经济增长；第二，从外部经济来讲，中国出口市场的增长潜力已尽，中国不再可能以出口为引擎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于是，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和“出口拐点”到来所产生的冲击，主张结构调整和刺激内需的政策建议逐渐成为主流。所以，错不在政策本身，而是在于推导出以上政策建议的理论。
“刘易斯拐点”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必定会发生的、经济增长的阶段更替。这种更替过程中会出现两个拐点：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城市工业部门全部吸收后出现的工资上涨的拐点；二是城乡完全一体化后出现的经济增长的拐点。在第一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人口红利，在第二个拐点到来之前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工业化红利，如果同时对外开放，那么还将获得参与国际竞争的学习红利。很显然，就中国目前农村剩余劳动数量依然非常巨大的实际情况看，中国尚未到达刘易斯第一个拐点，怎么可以据此来调整经济结构呢？
凡是主张刘易斯第一个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尽管可以在统计数据上得到支持，但是在理论逻辑上则是错的。其第一个错误在于把存量问题与流量问题混淆了，即把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加的流量变化，错当作存量剩余劳动人口的减少，完全不顾中国还有一半左右人口生活在农村，从而可以继续提供剩余劳动的事实；其第二个错误是从工资上涨的现象中倒推出中国剩余劳动已经趋于枯竭的结论，然这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工资上涨可能是由于剩余劳动枯竭所致，也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扭曲性干预所致。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所出现的工资持续上涨现象主要是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扭曲性干预所致，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在原有工资水平下的有效劳动供给趋于减少，但这绝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已经完全消失。在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到来以前，调整经济结构会带来巨大风险，因为由结构调整导致的产业升级，会让大量仍然滞留在乡村的剩余劳动再也没有获得社会就业的机会，于是贫困将会与他们长期相伴，社会将会因此而失去稳定性。当然，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来帮助他们，但这又会导致全社会效率的牺牲。总而言之，只要不让剩余劳动找到就业机会，社会就将没有最优解。
中国出口市场的潜力依然极其巨大
接着我们再来分析中国出口市场是否扩张潜力已尽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的是：出口对于中国来说为何重要？就中国目前农村人口还占总人口的一半而言，中国的内需相对于产出来说是严重不足的，处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农民受生产率和生产方式的制约，基本上是属于自给自足型的。此外，受中国自然资源有限和人力资本供给不足的制约，中国在国际分工中选择了加工制造，凡是制造业都具有最小盈利规模的约束，即生产规模若是达不到一定的批量，就会因固定资产不能摊薄而造成亏损。把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综合起来，就不难发现两者在封闭经济下是难以达到平衡的，必须采取积极的出口推动政策，才能有效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过剩产能”问题。其实，就国际贸易原理来讲，只要是可贸易的商品，本来就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它们的生产和交易本来就是国际化的。但是，中国一旦走上出口导向的发展之路，那么顺差就将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中国的贸易顺差归根到底是个结构问题，而不是个价格（汇率低估）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