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弄清楚中国为何需要依靠出口来拉动解决增长的道理之后，接着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的出口市场是否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不再具有扩张的潜力？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第一，从WTO提供的世界与国别贸易统计数据来看，全球贸易已经恢复到了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以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美国的数据来看，其进口还创了历史新高。
第二，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所造成的。从美国市场来看，中国已经成为高成本国家，伴随着成本提高而来的自然是订单的流失，而这些流失的订单主要被墨西哥和越南等国所获取。
第三，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形成，使得各国经济活动的相互依赖程度空前提高，以致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很难再采用类似于1929年大危机爆发后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本国的国内市场。因为采取这样的政策一定是损人又损己，所以各国拯救危机主要采取的是国内经济政策，如扩张财政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等。尽管也有部分主权国家采取了一些非关税类的贸易保护政策，但全球的关税水平并未出现上升的趋势，这也是全球贸易能够迅速得以回升和增长的主要原因。
第四，如果考虑到中国还有农业、金融服务以及国有企业垄断部门尚未开放，那么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依然非常巨大，因为只要我们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改革，就会再次创造出巨大的贸易机会。道理很简单，贸易是双赢的，只要中国开放目前仍受管制的市场，给别国产品以出口的机会，那么他国通过出口获得的收入又会反过来成为购买中国商品的收入来源。
过早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部市场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陷入难以扭转的困境
结论是简单的，中国并未迎来“刘易斯拐点”，中国出口市场的潜力依然极其巨大。过早地调整经济结构、转向内部市场将使中国经济增长陷入难以扭转的困境。在农村剩余劳动被城市工业充分吸收以前就调整结构，会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固化。放弃国际市场，走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之路，就像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一样，不可能增加财富总量。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为刺激内需而提高工资水平，不是造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是迫使企业减少雇员，由此导致的失业增加反而有可能造成总消费水平的下降。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短期内应采取的正确方法应当是：第一，通过建设面向农民工的廉租房和职业培训等方法补贴农民进城务工，借以达到优化劳动力配置、提高劳动生产率之目的；第二，积极推进贸易自由化、并通过有效控制人民币汇率升值（最好是贬值）来创造和促进对外贸易。从长期来看，则应通过增加全社会人力资本投资和研发投资以及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将来的经济转型做好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准备。
（作者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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