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的顽固派，无论古今，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都是服气的，很多人只是幻想，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更后来的人，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当然，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所以，后来的顽固派，则退守第二道防线，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不许变革。从晚清开始，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无非是以物骄人，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
左派的当下光谱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今天并没有结束。中国革命的发动者，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取得成功之后，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可是，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道路，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只是以新的概念、新的方式重现而已。一旦时机成熟，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凭借各种有利因素，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在转型的路上，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今天的中国已然跟西方一起进入21世纪。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市场行为，从硬件到软件，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今天中国人的身外之物，跟西方人也没有任何的区别。中国对西方的文化，大多数精神产品，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好莱坞的大片，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连一向陌生的人权、隐私等观念，都深入人心。但是，保守派的观点，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的一致。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西方的优势，仅仅在于物质文明。即使这个优势，不用学习西方，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首先是革命传统），也一样可以超越。
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其实是可怜人，无非是不想改变，或者回到过去。他们对变化，有着莫名的恐惧，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长期的教育，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离开了这个传统，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如果说，晚清的顽固派，对于自己的信仰，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固执地眼望过去，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
固然，中国在外人看来，是个保守的国家，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改革三十多年，几次左潮涌动，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主张改革的人，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但保守的顽固势力，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才好兴风作浪。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地落实，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感到失落的人众多，不满意的人更多。也有很多人，基于文化积习，习惯向后看，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左潮的掀动者，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打动一部分民众。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却很少有利益链接。不仅体制内左派不肯为民众做事，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也无此兴趣。在2012年的9·15西安反日游行中，跟着他们打砸的民众，很多人只是本身带有怨气，借助所谓的“爱国”行动发泄而已，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的发泄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