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思潮泛滥的土壤：囿于积习，崇尚管制
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主张改革之人，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因为他们的主张顺应了世界的大势。改革与保守之争持续了这么多年，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保守一方，说来说去，无非是老调子。他们之所以能折腾出事来，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100多年来，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有些时候，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会产生犹豫。而上层的权力之争，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每当这种时候，保守的潮流就会回光返照。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被顽固派利用。权力之争，当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往往意味着灾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也是如此，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犹豫不决的时候，左潮才会借势而起。
本来，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各种声音，各种主张，都冒出来是个好事。观念的多元，意见的多元，是一个国家的福分。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制定规则，提供平台，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动辄喊打喊杀，自然会被淘汰。若要站得住脚，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但总是有些人，囿于积习，崇尚管制，要把一切都看住、管死。只消自己有权在手，就不屑于跟人讲理。这样的管制思维治下的民众，不是顺民就是暴民。经济发展越快，贫富差距越大，官民矛盾越激烈，暴民则越多。下面则戾气四溢，让管制难以为继。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恰是左潮，或者说极左思潮泛滥的土壤。同时，执政者面对新的形势，迟迟不能解决自己意识形态的革新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左倾思潮屡屡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进入网络时代，世界变化太快，政党需要与时俱进，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与时俱进。实事求是，一直都是当今执政者赖以成功的法宝，面对已经跟现实情况不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提法，理所应当加以改进。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把某些信条固化、就成了教条。如果进一步神圣化，就成了宗教信条。当今的保守派就是利用者一点，把某些意识形态的内容视为教条，绑架执政党，一有风吹草动，就用革命时代的语言兴风作浪，让你束手无策，投鼠忌器。
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开倒车”思潮注定昙花一现
跟当年被拉进西方世界的中国不一样，走到今天，中国早已进入了他们的世界。跟世界接轨，既是政府和民众的愿望，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如果说当年被拉进他们的世界，我们只能做一个小伙计，今天则切实有了掌握主流话语、进而参与制定议事规则的资格。这个资格的大小既取决于国力，也取决于我们的话语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世界，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其实，即使我们不乐意走向世界，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还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但至少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的。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封闭了30年，后果如何，大家都清楚。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这样的耽搁，再也不能有了。
虽然说150多年来，那种想把中国拉回去开倒车的思潮，不管多么嚣张，都只是昙花一现。但在这一现中，一样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也许，再过一万年，持可笑理由的顽固派都还会有。改革开放以来，每次左潮来袭，善良的人们都是想将之隔离在政治领域，但却每每对经济造成恶劣的影响。
历史告诉我们，左潮泛滥，害人害国，中国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向后看的思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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