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和美国是近代以来影响世界历史进程最重要的两个西方国家。分析英美历史，人们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外在环境相似性，即光荣孤立：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相对隔绝，美国与世界重要国家的相对隔绝。这种地理环境，为英美制定相应的“光荣孤立”政策打下基础，让英美面对世界的时候可以从容不迫地按照自身的意愿去行事。这个观察角度也可以运用到古代世界。在古代世界，以文明古国为基础的强大帝国都集中在欧亚大陆的西方，只有中国长期孤悬于世界的东方。这是当时世界文明的基本格局，而这个格局显然有利于中华文明从容不迫地健康发展。
孤立的中国不是文化选择的结果，完全是自然环境造成的，但这却为中国的外交格局奠定了基础。政治上，中国间歇性受到草原力量的冲击，这为中国文明的统一性酿造了外在条件，也促成了中国外交重点以北方、西方为主的态势。因为古代海洋的隔绝性比较强，汉代以后，中国对外发展的基本方向是西方，丝绸之路于是成为中国外交努力的化身与代表。中国对域外交往的向往，一方面存在“万国来朝”的政治期望，一方面也积极寻找机会进行接触和交流。不过，在东方形成的“汉字文化圈”足以证明，古代中国对于周边的文化贡献是多方面的，影响力基本上是放射性的。
“以我为主”的外交格局
汉唐之际，中国的外交体制获得良好发展，唐朝“以我为主”的外交已经相当成熟。所有与唐朝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都被唐朝纳入自己的外交体制中。他们的情况不尽相同，与唐朝的关系也不尽相同。在唐朝的观念中，中国居于天下之中，“四夷”环绕着中国，而“四夷”这个观念来之久远，唐朝不过是沿用而已。不过，正是因为这个观念的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也会相配套。比如“四方馆”，就是一个专门接待外国使者的场所，并有一整套制度，如每有使者前来，就会有专门的人员接待、访问、记录，尤其是访问记录来访国的风情、制度，这些文字都会保存在唐朝的史馆之中。
在唐朝的外交体制中，交往各国都有等级，这个等级是由唐朝设定的，相应的接待工作，也按等级进行。专门的外交部门，唐朝叫做鸿胪寺，“凡四方夷狄君长朝见者，辨其等位，以宾待之。” 鸿胪寺的长官鸿胪卿、副长官少卿也有相关的出使任务，“若诸蕃大酋渠有封建礼命，则受册而往其国”。册封政治首脑，是中国皇帝（唐太宗开始也称“天可汗”）的权力，而鸿胪卿等人是执行者，即参加各国首脑的加冕仪式，表达中国皇帝的政治姿态。鸿胪寺管辖的典客署，职责为招待外宾，“凡朝贡、宴享、送迎预焉，皆辨其等位而供其职事。凡酋渠首领朝见者，则馆而以礼供之。” 等位显然是个关键因素，具体而言，“三品已上准第三等，四品、五品准第四等，六品已下准第五等”。第一次来中国的外国使者很可能没有官阶，不过唐朝也有安排，即“其无官品者，大酋渠首领准第四等，小酋渠首领准第五等。所乘私畜抽换客舍放牧，仍量给刍粟”。级别不同，待遇不同，这是那个时代的等级特色。
所谓品阶，就是唐朝的官员品阶，包括职务、将军号和爵位等。国外领袖，获得唐朝的官职，在当时很普遍，显然是双方共同遵守的一项规则。以阿史那思摩为例，他是突厥人，在东突厥内部官职为“夹毕特勤”，没有兵权，几次出使唐朝，唐高祖曾封他为“和顺郡王”。贞观四年（630年）三月，唐太宗任命他为“右武侯大将军、化州都督”，五月又册封为“怀化郡王”，将军号为正三品，而郡王品阶为从一品。很多册封，是具有沿袭性质的，比如新罗王为乐浪郡王、百济王为带方郡王、高丽王为辽东郡王等。与唐朝交往各国，多为附属国，向唐朝称臣朝贡；而接受唐朝的册封官职，应是它们外交的内容之一。史书对于唐朝的邦交国，也称之为“外臣”。因为唐朝主宰外交事宜，与中国交往的条件与待遇，各国或者只有接受这一种可能。形式上的平等交往并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