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印度战略文化的争论
印度战略文化的争论肇始于1992年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印度的战略文化》。该报告作者乔治•塔纳姆分析了地理、历史、文化、英国统治因素对印度战略思维的影响，其结论是：印度缺乏连贯系统的战略思维和筹划，一直并将长期受困于此；其战略思维总体上是防御性的。[1]这一开创性的研究和结论震惊印度战略圈和学术界，引发激烈争论和持续发酵。争论主要围绕印度是否存在战略文化、来源、取向展开。大致归纳如下：
一是以罗德尼•琼斯为代表的复合型战略文化说。印度的战略文化并非单一、普遍认同型的文化形态，而是马赛克型的复合体。相对于其他现代国家，印度的“全能的绅士型”属性更加凸显且具连贯性。此种状况缘于印度作为前现代国家的一贯性和深深嵌入到印度社会精英价值观念中的延续几千年的吠陀文明。[2] 这种多元复合型的战略文化观为大多数印度社会精英所接受。
二是关于印度战略思维缘起、过程、属性的争论。哈吉特•辛格秉持地缘决定论，认为印度兼具大陆和海洋国家的地理特性使其缺乏单一的印度性。印度独特的历史同其地理位置密切相关，由于地处亚洲大陆的关键地带，印度易遭外敌入侵和劫掠，但也正是其相对隔离的地理环境使印度能够幸存下来，并改造、吸纳众多外来者。同样因其广袤的疆域、复杂的内部结构和强大的文化张力使印度免遭任何一个帝国的长期统治。[3]南亚次大陆地理上的自成一体和政治单元的多样性是印度的基本属性，寓言故事“瞎子摸象”同样适用于对印度历史上多元政治实体和战略文化形态的描述[4]。高塔姆•达斯从两个方面回应塔纳姆：一是认为塔纳姆研究的一个致命的逻辑悖论——把印度设定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单元，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否定了其结论。“无论塔纳姆分析得多么深刻，逻辑悖论否定了他的绝大多数结论……历史上的印度次大陆是由不同时期的各式王国和几个帝国组成，在1947年以前缺少单一的政治单元前提下，讨论印度的战略思想是徒劳的。”[5]二是认为考察印度的战略文化不能仅限于英国统治时期，还必须关照到历史上其他政治实体的影响。实际上，“印度缺乏政治统一体导致战略思想和规划的缺失”正是塔纳姆的结论之一，只是分析过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南亚次大陆其他非主流政治单元的影响。可见，达斯的第一点评判有失偏颇；第二点评判更为中肯，因为次大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主次政治单元均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印度的战略思维，印度战略文化的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此。
三是侧重于当代印度战略思潮的研究。康蒂•巴吉帕伊认为：尼赫鲁的世界观长期主导印度的战略思维，这一局面正在改变，大致呈现出尼赫鲁主义、新自由主义、强现实主义三足鼎立之势。显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三大流派或变种——温和建构主义、新自由主义、强现实主义被移就到印度当代战略思潮的分野中。[6]在战略文化名义下，巴吉帕伊没有提出独立的战略文化分析框架，也没有就战略文化和印度国际行为的关系作界定，更没有结合印度的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状况勾勒出冷战后印度的战略思想架构，这恐怕是其最大的缺失。贾斯万特•辛格一方面部分地认同塔纳姆的观点，另一方面又从概念、历史、社会文化、国家特性等视角为印度辩护。辛格认为，由于社会意识强而国家观念淡薄，印度缺乏以国家为中心的战略文化，国家观念在印度远不像在中国那样重要且强烈；在普通的印度人看来，只要不破坏现有的社会结构，是谁在治理并不重要；把战略文化主要限定在军事领域的假设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因为战略文化并非仅源于军事领域，而是文明、文化、社会演变等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政治文化的副产品。[7]苏布拉马尼亚姆（K. Subrahmanyam）对此深表认同，认为这是辛格的重大贡献。遗憾的是，辛格《为印度辩护》一书表现出明显的前后不一，虽然开篇否定了把战略文化局限于战争文化领域的合理性，但随后又陷入其否定的逻辑中。
印度战略圈和学界对塔纳姆研究的反应和争论产生一批研究成果，也推动了其战略反思和安全决策机制的形成，这是非常可贵的。但从学理上讲，研究没有超越塔纳姆，因为相关研究大都在塔纳姆界定的分析框架内进行。批评者认为，塔纳姆作为一个初涉印度问题者“不可能对如此深邃的战略文化问题有太深刻的思考”。然而，他们又“带有些许尴尬和无奈，因为在塔纳姆大胆地涉及印度战略文化问题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文献”[8]。再者，基于文献匮乏和印度历史的演变特征，塔纳姆把研究重点放在地理因素和英国殖民统治也有其合理性，因为英国撤离后，印度完全继承了英国的做法。至于冷战后印度的战略文化研究，即使依照杰弗里•拉格罗（Jeffrey Legro）和伊丽莎白•科尔（Elizabeth Kier）等界定的战略文化内涵和范畴，[9]康蒂•巴吉帕伊等简单地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移就到印度战略文化的分析也是值得商榷的。
二、印度的战略文化形态和功效
对于印度战略文化如何作用于印度的战略选择和国际行为，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的“战略文化范式”具有借鉴意义：一是关于战略环境的假设构成“战略文化中心范式”，包括战争的作用、敌人的性质及威胁评估、武力的效用3个相互关联的向度；二是根据中心范式的假定，从逻辑上推导出一套可操作的、取向强度不同并先后有序的政策偏好。[10]显然，这种战略文化理论的关注点在于战争文化和武力的功效，架构简洁，逻辑清晰，也契合人们通过战略文化解释安全行为的预期，但是却忽视了战略文化体系中非战争文化因素。
战略文化是一个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社会历史、经济政治发展而形成的世界观念、主客关系判断、行为模式规范的符号系统，符号关联互动，一方面塑造了有别于他者的集体身份，另一方面又限定了战略决策的社会文化环境。如达菲尔德（John Duffield）所言：“国家安全文化的全部影响在于：使全社会和政治精英就某些行动和政策形成某种有别于他者的偏好。”[11]本文把决策分析的理路引入印度战略文化和国际行为的分析过程，把战略文化视作一种环境，诱发决策者提出安全问题，“提供基本的语法规范，判定形势，展现动机，提出战略决策选项”等[12]。由此，本文将战略文化设定为干预变量，通过决策者内化战略文化的精髓，在国家安全环境评估、安全利益界定、战略倾向和选择过程中表现出来。同时，本文亦借鉴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George）关于信仰体系二分法逻辑[13]，从哲学性和工具性两个层次界定印度的战略文化形态。
印度的哲学性战略文化形态主要有：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性和神秘主义构成印度认同的基本元素；印度的地位是天然禀赋观念；同印度教信仰和种姓制度相关的世界观——国际等级秩序；经甘地阐释的神与真理等同的观念，真理是力量和行动的源泉。哲学层面上的往往难以察觉，但影响深远。工具性战略文化形态包括：印度是一个信仰自由、思想多元、世俗民主的共和国；是不平等国际秩序中的大国，多极化世界有利于印度的国家利益；是不结盟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古老的“曼荼罗”地缘战略思想[14]的现代影响；英印当局的安全战略思想的遗产。
战略文化所形成的社会文化“场”是任何社会行为体都无法超越的，并渗入思维模式中，影响决策和行动。印度的战略文化同战略选择、安全行为之间的相关性表现为前者所营造的社会文化“场”大致框定了国际战略选择和安全行为的方向和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