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印度战略文化取向：攻防二元混合体
印度社会有一种二律背反心态：地理特性使印度产生安全无忧感，而事实则是南亚次大陆屡遭外族进犯和统治；前者既培育了自豪感和自信心，后者则促成了对国家安全的焦虑感和敏感性。但是，印度社会较强的吸纳力和适应性使得这种二律背反达到某种平衡，并逐渐培育出防御性的战略文化取向。[15]在单一的向度上评估印度的战略文化取向是困难的。战略文化一方面是自然地理和人文历史的产物，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另一方面又承载着现实政治、经济、社会的需求。从次大陆同外界互动的历史看，说印度战略文化具有防御性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南亚次大陆内部政治单元的多样性和关系互动、社会—文化成分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所谓的“防御性战略文化”之说就失去了合理性，至少有以偏概全之嫌。原因在于：
1. 南亚次大陆政治实体的多样性否定战略文化偏好的单向性。1858年以前，即使北印度地区也没有真正地出现一个完整的政治单元，在不同时期存在着很多地方王朝，诸如卡林甘、朱罗、马塔拉、古吉拉特、旁遮普、孟加拉土邦等，其攻防谋略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印度的战略思想 。[16]如朱罗的战略思维中就包括对印度洋岛屿的军事征服和对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殖民控制；旁遮普的战略思维就不像中国古代构筑长城阻拦外敌那样一味地固守印度河一线制止帕坦人的入侵，而是主动出击；卡林甘的军事探险包括横渡孟加拉湾征服马来西亚；中南部印度的军事思想使南方的拉其普特人在738年的纳夫萨里（Navsari）之战中大败阿拉伯人。
2. 莫卧儿帝国对印度战略文化的影响不容忽视。首先，莫卧儿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权术导致印度在思想文化和社会认同上出现反复、混乱、甚至冲突，其影响超越时空延续至今。如两代帝王阿克巴和奥朗则布截然相反的政策使印度社会认同出现混乱，“阿克巴以不承认印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做法分化了穆斯林社会，而奥朗则布则以相反的举措——把印度视为伊斯兰国家分化了印度社会” 。[17]其实，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对付诸如锡克教派和拉其普特人，甚至印度教徒也受到怀疑和歧视”。[18]这无疑是印巴分治和印度社会不同信仰族群间矛盾冲突的远因，影响至今依然明显，印度政治精英在谋划方略时一直不敢小觑国内社会安全。其次，莫卧儿帝国的遗产不仅仅是气势恢宏的泰姬陵和不计其数的清真寺，印度原有的军事思想也悄然生变，且影响深远。就连被认为是印度传统代表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也没有超越这一历史逻辑。该王朝被视为印度教最后的堡垒，“代表这个古老国度的宗教和文化，肩负着传统不为新观念和新势力潮流吞噬的使命 ”。[19]然而，越来越多的资料显示毗奢耶那伽罗王朝远非印度传统社会文化的捍卫者，倒更像是社会经济动荡时期政治军事组织机构急剧变化的代言者。“到16世纪，毗奢耶那伽罗帝王不是把捍卫印度教当作至高无上的使命（如果曾经有过的话），其他卫星国也是如此”。[20]他们不再陶醉于象兵的威力，而是倚重穆斯林更擅长的骑兵和各种军事革新，如婆罗门军官指挥控制的皇家要塞体系、葡萄牙和穆斯林雇佣炮兵、非农夫或樵夫兵源的步兵、以及由较低阶层军官指挥的职业轻骑兵[21]。这是印度战争观念、军事思想、攻防谋略变化的典型案例，思想观念和作战工具的变迁必然影响印度战略文化的内涵和取向。
3. 次大陆的军事力量和社会—文化资源并不总是表现为被动性的防御。即使在遭遇来自西北异族大规模侵袭和征服的背景下，情况也是如此，在不同方位和不同领域的主动出击或扩张并不鲜见，这或许是“印度式悖论”的另一种表征。就像黑暗时代预示着启蒙时代的到来一样，印度遭遇“入侵时代”同样意味着另一种扩张，“因为来自中亚地区非印度人的每一次侵入都伴随着印度人对东南亚甚至是中亚地区的逆向扩张”[22]。以狡诈残忍兼睿智精干著称的马拉塔帝国皇帝希瓦吉不仅“建立起独立的王国，而且还在没有任何来自莫卧儿人威胁的情况下联合戈尔康达苏丹，南下进攻比贾普尔……子承父业后沿袭希瓦吉的扩张政策，1862年统兵18万亲征南部泰米尔地区”。[23]至于文化上的扩散传播，也正是在印度遭受系列入侵时开始的，两个进程相互交叉一直延续两千年之久。政治上的脆弱性和商业文化上的勃勃生机构成了印度历史的另一显著特征。
4.印度文明的遗产使然之说与事实不符。印度教的核心观念是精神永恒，它构成了印度社会体系的基石，并渗透到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生存法则之中，也凸显了印度文明的特质。[24]它在实践中孕育出一种尊崇圣贤而小觑政客、重文轻武的传统，印度哲学家、第二任总统萨瓦帕里•拉达克里希南对此评价到：尽管财富和权力的重要性在理论上得到承认，但在实践中却没得到履行，印度已经深受其害。[25]然而，印度的政治、社会现实远非如此，国内不同信仰和族群之间的冲突对立时有发生；对外使用武力更是屡见不鲜。阿育王的道法一直是印度最引以自豪的非暴力思想源泉，甘地的政治哲学深受其影响。苏布拉马尼亚姆则评价说：“甘地关于建立一个非暴力的印度政府的思想基础就是坚信印度能够像阿育王曾经做过的那样成为一个非暴力的国家，这并非即时的处方，而是一种理想，一种长远目标……但是甘地的非暴力准则和实践并没有考虑国际范围内无论是出于防御还是进攻目的而广泛使用暴力的现实。”当印度面对进攻性国家的威胁时，大规模的群众性非暴力运动是不能奏效的，使用暴力就不可避免。[26]
这里有一史实无法解释：阿育王在战胜最后一个对手卡林甘后，有感于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决定放弃武力，倡导宽容和非暴力。然而，当时许多地方王国一直在打仗，并最终葬送了孔雀王朝，这些小的王国又是在同谁战斗？[27]阿育王和阿克巴寻求宗教宽容和族群间的相互理解，可宗教冲突从未中断过。可见，即使阿育王曾经倡导宽容和非暴力思想，其实践效应也是值得怀疑的。
显然，单一的维度和象限内无法解释印度战略文化同国际行为之间的悖论，这也反证了基于宗教信仰和道法思想的防御性战略文化取向之说的非合理性。印度战略思想不仅有某种宗教道义色彩，更有着以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思想底蕴。即使法道名义下的战略观念和行为实践也难以掩饰现实主义的实质内涵。既然战争与和平同样是印度战略文化的恒久主题，那么其对于战争的态度和偏好又是如何表达的呢？印度的战略文化虽不讴歌颂扬战争，但认为“善”对“恶”的战争是可接受的。印度教圣典《梨俱吠陀》对战神因陀罗的颂诗最多（近250首），约占《梨俱吠陀》总数（1028首）的1/4；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都涉及众多的战争场景，并把竞争对抗视作自然常态；考底利耶更是突出强调使用武力的艺术和细节；甘地虽然力避使用武力、反对暴力，但也认同特定环境下适当使用暴力是不可避免的。[28]所有这些无不折射出现实主义的思想实质。在现实主义的视阈内，道义、伦理是没有空间的。印度战略思想中浓厚的现实主义基因固然不能推导出进攻性战略偏好的结论，但也否定了防御性战略文化取向的判断。由此可见，印度战略文化取向既非单一的防御性，也非纯粹的进攻性，而是一种攻防兼具的二元混合体。
四、印度的战略文化和国际行为相关性案例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并不认为在印度战略文化和国际行为之间存在着某种函数关系或一一对应的因果关系，而是把战略文化设定为战略决策和行为选择的环境因素，属于干预变量。社会精英和决策者是印度战略文化的载体，他们已习得并内化了战略思想的精髓，通过国家利益的认知过程影响印度的战略选择和国际行为。这里选取三个案例来分析验证印度战略文化和国际行为的相关性。
案例1：“核武器化”行为和可信最低限度的核威胁战略
印度的核开发项目始于独立之初，20世纪60年代中期逐渐转向。印度利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和平核试验例外”条款，在和平核开发名义下启动了“核武器化”进程，1974年首次进行所谓“和平核爆炸”；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条件无限期延长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开放签署的关键节点，1998年公开进行数次核试验。由此引发的印巴核竞赛不仅恶化了地区安全环境，而且是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权威的挑战。印度曾在1954年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缔结一项禁止核试验国际协定的倡议，如果说早期的核政策有着某种道德和理想色彩的话，那么在“和平核爆炸”名义下的核武器化进程则是其基于其世界大国诉求在遭遇挫折后的现实主义举措。
印度的认知逻辑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下称“五常”）都是核国家，大国地位得到了国际认可；印度是世界大国，并最早倡议缔结国际禁核协定，但其大国地位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为了证明自己的大国地位，印度也应该向像中国那样拥有核武器。“五常”拥有核武器和国际和平之间的逻辑同样适用于印度，《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条件且无限期的延长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将永久性地剥夺印度拥有核武器的权利和世界大国的资格，所以印度必须进行核试验，拥有自己的核武器。所谓“印度的安全环境恶化”只是为其逆势举行核试验和公开核武器化政策寻找借口，以减轻国际压力。
从战略文化视角审视印度的核武器化行为则呈现完全不同的景观。在印度的观念中，印度的大国地位是天然禀赋的。这一先验性信仰根植于印度文明内在的集体意识——天生印度必伟大，大国地位是一种客观存在，其他国家只需承认这一事实并依照规则行事即可[29]。现实，按照认识和行动，而不是一个忙其他的事，其他国家国家授予印度的种姓社会结构和行为规范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识，也赋予了印度战略文化以特有的内涵。根深蒂固的种姓观念给予高阶种姓的优势地位和特权同宗教结合充斥着浓厚的神圣色彩，并渗入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两个层面，国内社会的精英驱动和上层治理模式也因此习得成规。独立后印度的社会精英有意无意地把这种思维模式投放到国际社会，认为印度在以等级结构秩序为基本特征的国际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天然注定的。印度教的精神性和神秘主义赋予印度国际地位以道义和逻辑上的合法性，而种姓社会结构、以《政事论》为代表的“曼荼罗”地缘政治观和治国策略则验证了其实践上的合法性和可行性。那些推进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社会精英在处理独立后印度同外界的关系时也总是不同程度地怀有一种优越感，并试图把这种知觉转变为现实。
印度的大国诉求同国际现状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印度需要通过发展核武器和实施“可信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来构筑其所谓的“全方位”威慑战略，在获得某种心理平衡和满足感的同时，期望能够像其他核国家一样展示大国风范。正如1974年核爆炸项目负责人拉贾•拉曼纳（Raja Ramanna）所说：在要不要进行核试验的决策讨论中，甘地夫人当机立断，要求核试验一切准备工作按原计划执行，理由很简单——印度需要这样一次核能力的展示。[30]此外，印度的核威慑战略也是为了对抗认知中的所谓“中国头号潜在威胁”和其他域外大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力量存在或影响力，实现地区霸权利益。在核武器化进程的“每一决策的关键时刻，印度决策的唯一指导原则就是国家利益和民族共识，1998年5月的系列核试验是此前重大决策的结果，也是唯一的选择，因为这些决策既正确又恰逢其时”。[31]战略文化的预设作用可见一斑，如果说印度早期的核政策比较多地展示出其战略思想中理想主义色彩和防御性一面的话，那么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核政策，特别是公开核武器化行为在地区层面则更多地折射出战略思想中的现实主义元素和进攻性属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