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2：追求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排他性战略优势
对于印度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行为，可以从两个相互关联的层面去考察：一是同区内其他成员的关系互动，二是同区外国家的关系互动。两个层面的行动均能清晰地折射出“曼荼罗”地缘战略思想和英印安全战略思维的影响，以及战略文化的攻防取向。
“曼荼罗”地缘战略思想的影响。印度现实主义思想家考底利耶提出一套涉及和平、战争、中立、示威、结盟/庇护、战和双重策略6个方面的治国安邦之术，独立后印度的国际行为实践也的确是沿着这一逻辑发展的：印度首先没有同区内邻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同巴基斯坦长期敌对，同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的关系也远非友好融洽，同邻国关系的敌视或摩擦成为印度外交的主要特点。在同区外国家的关系互动中，同区外邻国中国的关系跌宕起伏，为推行“前进政策”导致两国冲突和战争；同海上邻国缅甸的关系也磕磕绊绊；倒是印度一直试图与阿富汗、伊朗、越南、苏联/俄罗斯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任何区外成员（尤其是大国）同次大陆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保持高度的戒备或加以排斥。这恐怕不纯粹是一种历史的巧合，“曼荼罗”地缘战略思想的强大魔力和谋求南亚区域霸权的战略意图不言而喻。
英印政府安全战略思维的遗产。印度通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获得民族独立，其政治模式、政府组成、社会治理、外交政策、国防理念等同英印政府时期的密切联系是难以想象的。作为海洋大国英国的殖民地，英印自然无忧海上威胁问题，也沿袭了次大陆历代统治者的一贯做法，把防御重点放在陆地安全上，构筑西北部的“三层战略边疆线”和“西藏缓冲区”是基本的战略思路。对此，独立后的印度政府萧规曹随，只是由于次大陆地缘政治的变迁和中国西藏的解放，表面形式有所不同，但理念和实质被全盘继承，而且构筑西北“三层战略边疆”针对俄国的思维模式被复制到东北方向对付中国。20世纪60年代初的“前进政策”就源于此。印度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东向政策”同样似曾相识，战略拓展意味浓厚。
印度洋是印度战略大棋局的中枢，印度的海洋战略和行动部署就是围绕确立印度洋地区霸权目标而展开的。“由于英印帝国是英国贸易的产物，印度洋和海上运输线第一次进入印度的战略思维范畴。”[32]在独立之初，印度就有意识地组建海上一支力量，在1967年英国宣布逐渐撤出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军事存在时，曾试图填补印度洋地区的“权力真空”，只是由于东西方对抗的国际大环境和自身实力不济而未能如愿。然而，印度洋是“印度的海洋”意识已经深深地扎根于印度政治家和社会精英的观念中。2004年颁布的《印度海洋学说》以次大陆为中心，依据利益攸关程度和地理距离划分为三个海域控制区，即海岸至500公里海域的深度控制区、500—1000公里的中度控制区、1000公里以外的软控制区，这同英印安全思维中的“三层战略边疆”如出一辙，旨在确立在印度洋地区的战略优势和排他性的海上霸权。
在力量部署上，印度早已超越了传统的近海防御，把触角延伸到印度洋上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采取的战略举措主要有：1）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发展同东南非洲国家的密切合作，借此实现战略的部署。如同莫桑比克签署防务合作协定；在租借来的马达加斯加北部岛屿上修建情报搜集站；长期租借毛里求斯的阿加莱加群岛，为控制莫桑比克海峡，有效封锁马达加斯加以北的海区提供跳板。2）在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设立印度远东海军司令部，一方面可以封锁战略咽喉马六甲海峡，守望龙目岛和巽他海峡；另一方面也可据此把影响拓展到南中国海和西南太平洋，落实“东向政策”。3）计划在印度洋部署远程潜射弹道导弹，增强区域战略优势。4）巩固在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北印度洋地区的传统部署。至此，一个“M”型的、变印度洋为“印度的海洋”战略规划和部署已具雏形。
从印度的战略规划和部署看，着眼于进攻性行动和先发制人已经成为印度军事指导方针的基本要素，[33]印度的外交政策和国际行为也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出其战略文化中内涵的进攻性取向。正如2004版《印度的军事原则》载明的那样：任何层面的防务计划在本质上必须是进攻性的，同时辅以欺骗和先发制人的攻略。[34]2007版《印度的海军战略》重申了这一原则，并提出了着力发展远洋打击能力的海军建设规划，为确保印度在印度洋、中东、东亚的战略利益，印度海军必须拥有岛屿作战和海上打击能力，以便配合支援陆地作战。[35]印度独立以来的确没有大规模的征服扩张记录，但在南亚和边境争议地区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的倾向则非常明显。[36]密西根大学战争数据库（COW）和国际军事冲突数据库（MIDs）资料显示：印度独立后同邻国打了5场战争；1949—2001年间介入区内军事冲突49次，其中有20次发生在1980年以后，相对于周边其他成员，印度使用武力的频率明显增加。
由此可见，当代印度战略规划和国际行为也再次验证了视非暴力为印度战略文化偏好的非合理性，既不支持其防御性战略文化取向的判断，也验证了视非暴力为印度战略文化基本属性的非合理性。
案例3：不结盟和结盟之间的选择——一种“战略自治”
“不结盟”就像“非暴力”一样几乎成了印度的身份象征，这其实是世人对印度国际行为的一种刻板印象。不结盟既是印度认知中的世界大国逻辑的延伸，也是实现大国诉求的路径。不结盟源于印度对联合国投票机制的认知和评估，冷战时期的集团对立在联合国的表决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印度认为，在集团对立的国际背景下，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避免在东西方两阵营之间做出两难选择。“这种独立处理国际事务的方法逐渐演变成为印度的不结盟外交政策。尼赫鲁把不结盟视为保持印度外交独立的保障。”[37]随着不结盟外交的日渐明朗，印度也在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扮演着某种桥梁甚至是“和平缔造者”角色，在20世纪50年代印度扮演的斡旋行动的确也给世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印度依靠不结盟运动曾扮演过某种超越其实力所及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在美苏之间有着较大的回旋空间，固有的大国情结进一步强化，以至于其战略目标和安全行为预期超出了自己的资源限度。
不结盟并非消极被动，而是一种积极进取型的国际战略，其实质就是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赋予印度在战略决策上的自由，是一种“战略自治”，而非处理国际关系的道德准则。这种战略自治能够使力量并不强大的印度在两大集团之间保持独立性，进而既可提升印度的国际声誉，缩小大国的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又能更好地保障印度的安全利益。对此，尼赫鲁指出：“印度正在成为并注定会是一个在世界事务中有影响的国家。这并非是我希望的军事意义上的，而是其他更为重要、更加有效的层面。”[38]同时，对于不结盟的功利性，尼赫鲁也毫不讳言：“如果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我们没有特殊理由非介入其中不可。在战争中保持中立是非常容易的选择……当时机到来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我们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有利于我们国家利益的任何一方”。[39]苏布拉马尼亚姆说得更加直白且深刻：“无论是甘地为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而进行的非暴力斗争，还是尼赫鲁的不结盟运动，这些基于严格理性的、正当合理的国际战略却被人同道德选择混为一谈，相关的战略也因此而窒息，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甘地的非暴力信条并不妨碍他坚决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使用武力；尼赫鲁的不结盟政策也不影响印度1963年为维护国家安全同时接受苏联和美国的军事援助……像尼赫鲁把不结盟的道义束之高阁一样，英迪拉·甘地为遏制中国和美国，在1971年依然签署了印苏友好合作条约。不结盟就赋予了印度在危机环境下这种战略选择。”[40]
当然，除“印苏友好合作条约”名义下的准同盟关系权威地诠释了印度中立不结盟外交的工具性本质外，印度在1978年苏联支持下的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苏联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等重大国际事件上的政策和行为也同其标榜的中立不结盟格格不入，不结盟的工具性和道德伪善尽显无遗。至于“非暴力”思想，如果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印度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进程中弱者反抗强者有力武器的话，那么独立后的印度则没有为“非暴力”思想的绽放结果提供适宜的社会土壤。“非暴力”是人们对印度的另一种“刻板印象”，当代印度政治家和战略精英没有谁相信“非暴力”能给印度带来安全，或者能够捍卫印度的国家利益，印度的外交政策、国际行为自然也就与之大相径庭。这也是本文没有把“非暴力”纳入印度战略文化范畴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