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实用主义的矛盾思维。“利益至上”是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决策精英所信奉的圭臬，并始终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处理外交事务。中美两国能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共同的安全威胁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走在一起，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与此同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以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代表的对价值观的追求则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对“利益至上”原则予以了某种形式的制衡，从而以“交响乐”的形式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这其中既有实用主义的功利，又有意识形态的坚持，正是这两种思想决定了美国外交思维的两面性。具体而言，在安全领域，既要通过防范中国来保持亚太地区均势，又希望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既不断地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敲打中国，又希望借力中国维系自己的繁荣；在政治领域，既否定和质疑中国的发展模式，又希望中国成为自己全方位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的“心结”
与美国的思维和行为相对应，中国方面同样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利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心结”。
源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思维。如今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早已具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意涵，在包括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广泛范围内加强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相反，否认全球化，只关注自身问题不仅与时代相悖，也与自身发展逻辑相悖。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思维突出地表现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心态，例如国内仍然有部分民众基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对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这种心态不仅与我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符，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须知，任何实力都不会自然地转变为权力，只有通过切实履行与之对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才能真正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
源于历史经验的悲情思维。自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了太多屈辱与磨难，而且每每在获得重大发展机遇时遭遇外来势力的破坏。如清朝末年的变革因甲午战争而遭受重创，民国期间经济的蒸蒸日上受阻于日本的侵华。如此的历史经验使得部分国人具有一种受害者的悲情意识，往往因在历史问题上的耿耿于怀而使得国际关系发展止步不前；或是在国际问题上对他国行为反应过度，如一谈到中美关系就动辄以“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心理看待美国的一举一动。
源于自信心上升的冒进思维。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于是“韬光养晦”在部分国人眼中已不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信条，而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这种思维集中表现为盲目冲动的爱国情绪。在面对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了国家利益而奔走，但在现有国际格局下，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和周旋是一门艺术，盲目的爱国行动往往使国家外交空间压缩、甚至授人以柄，导致事与愿违。
如何放下“包袱”打开“心结”
解铃还须系铃人，思维层面的阻碍因素只有通过思维层面的调整才能加以克服。通过主动调适彼此的认知，调整各自的宣传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和交流机制等措施，将有助于建构一种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健康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