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双方需要合作，这已然成为中美双方的共识。然而，中美关系的高度复杂性导致两国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必将受到诸多主观、客观因素的阻挠和破坏。其中，主观层面的思维因素贯穿于外交政策的形成、执行和调整等阶段，可以说是最具稳定性和持续性的因素。
美国的“包袱”
中美关系中，思维因素普遍作用于两国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并反映在各自外交政策之中。概而言之，在美国方面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以下四种“包袱”，阻碍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负面思维。
源于历史经验的宿命思维。一些美国的学者与政治家基于对以往霸权更替的考察，倾向于以一种宿命的态度看待中美关系，认为新兴国家必定要挑战既有霸权，中美之间的碰撞不可避免。换言之，中美两国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战争很难避免，可能因为台湾或朝鲜半岛”（米尔斯海默语）。这种思维在具体的国际关系中集中表现为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敌对感。如防空识别区这一问题，日本、韩国设立，美国可以理解，但到了中国这里，却被美国解读为对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挑战。
源于自由主义的霸权思维。这种霸权思维在外交上有两种表现。一方面是认为美国的霸权具有天然合法性，别的国家都需要美国，因为美国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在中美两国间交往过程中，美国常以“世界警察”自居，并对中国指手画脚。另一方面是对霸权念兹在兹，即使在国力相对衰落时，美国仍寄希望于借助地区战略伙伴来分担霸权成本，维系其霸权，如通过维系与强化美日同盟来巩固其在亚洲的领导地位。
源于自信心下降的敏感思维。爆发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撼动了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以雷曼兄弟的倒闭为起点，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自信心随之受到了沉重打击，进而表现为反应过激。一方面，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一举一动更为敏感；另一方面，从普通百姓到政治精英都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难以名状的疑虑和焦躁。对于中国发展的近期目标、长远规划、实现方式等都怀有深深的忧虑感和不确定感，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近年来从提出“战略再保证”再到推进“亚太再平衡”的原因所在。
源于实用主义的矛盾思维。“利益至上”是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决策精英所信奉的圭臬，并始终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处理外交事务。中美两国能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共同的安全威胁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走在一起，便是一个绝佳的例证。与此同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以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为代表的对价值观的追求则作为“一支看不见的手”，对“利益至上”原则予以了某种形式的制衡，从而以“交响乐”的形式影响着美国外交决策。这其中既有实用主义的功利，又有意识形态的坚持，正是这两种思想决定了美国外交思维的两面性。具体而言，在安全领域，既要通过防范中国来保持亚太地区均势，又希望中国在维护地区稳定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经济领域，既不断地在汇率、贸易等问题上敲打中国，又希望借力中国维系自己的繁荣；在政治领域，既否定和质疑中国的发展模式，又希望中国成为自己全方位的“利益攸关方”。
中国的“心结”
与美国的思维和行为相对应，中国方面同样存在着以下几种不利于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心结”。
源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思维。如今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早已具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意涵，在包括气候变化、防扩散等广泛范围内加强合作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相反，否认全球化，只关注自身问题不仅与时代相悖，也与自身发展逻辑相悖。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思维突出地表现为“自扫门前雪”的孤立心态，例如国内仍然有部分民众基于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理由，对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义务持消极甚至反对态度。这种心态不仅与我国世界大国的地位不相符，也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须知，任何实力都不会自然地转变为权力，只有通过切实履行与之对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才能真正巩固和提升中国的大国地位。
源于历史经验的悲情思维。自1840年以来，中国遭受了太多屈辱与磨难，而且每每在获得重大发展机遇时遭遇外来势力的破坏。如清朝末年的变革因甲午战争而遭受重创，民国期间经济的蒸蒸日上受阻于日本的侵华。如此的历史经验使得部分国人具有一种受害者的悲情意识，往往因在历史问题上的耿耿于怀而使得国际关系发展止步不前；或是在国际问题上对他国行为反应过度，如一谈到中美关系就动辄以“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心理看待美国的一举一动。
源于自信心上升的冒进思维。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已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于是“韬光养晦”在部分国人眼中已不再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信条，而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议题。这种思维集中表现为盲目冲动的爱国情绪。在面对国家利益受到侵害时，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和义务为了国家利益而奔走，但在现有国际格局下，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和周旋是一门艺术，盲目的爱国行动往往使国家外交空间压缩、甚至授人以柄，导致事与愿违。
如何放下“包袱”打开“心结”
解铃还须系铃人，思维层面的阻碍因素只有通过思维层面的调整才能加以克服。通过主动调适彼此的认知，调整各自的宣传方式，拓展合作领域和交流机制等措施，将有助于建构一种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健康思维。
对宣传方式的调整。我国宣传部门在对外宣传时要调整原有的话语方式和操作方式，要以西方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和熟悉的话语向他们展示我国的外交方针和利益诉求。特别是在后危机时代，在美国的焦虑感上升的时刻，更要注意对美国的宣传，要在准确表达我国合理诉求的同时避免在词汇、语句、方式方面无谓地触痛美国的神经，从而有效地消除他们源于自信心下降而导致敏感思维。
对合作领域的拓展。鉴于目前中美两国薄弱的互信基础，两国之间应大力拓展在某些具体领域的合作。在现阶段，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建立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其次是推动全球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与平衡的增长；再次是达成创建新的生态环境的全球共识。在解决或管理这些问题方面，北京和华盛顿无疑拥有共同的利益，同时也符合美国人“议题―合作―互信―框架”的思维模式。两国如能在上述领域通过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必将使源于实用主义的矛盾思维和源于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心主义思维逐步趋于弱化。
对交流机制的拓宽。两国关系要长久、稳定、健康的发展离不开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认同，而这种认同和认知是建立在多层次、多领域、多维度交流的基础之上的。在后危机的时代，更应该注重两个层面的交流。一个是领导层面，另一个就是青年层面。支持和鼓励中美年轻一代的交流和对话，让更多美国的年轻人来到中国学习、生活，了解中华的文化；同时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去到美国，认识美国的文化、思维和生活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源于历史经验的宿命思维和悲情思维，实现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