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条件下，全球范围内既有的民族类型和民族现象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全球化的深刻影响，民族群体的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形成了特殊的民族变迁过程。随着经济、文化交往的加强，属于某个民族群体的成员跨越国家界限的流动大量增加，并在迁入国之内重新凝聚成族——逐渐族体化进而成为迁入国内特殊的民族群体。这就形成了有别于传统民族迁徙的新的民族变迁过程。这样的民族迁徙，是一种典型的“飞跃”。二是民族意识和族性迅速增强。在民族成员广泛而急剧的流动过程中，民族在实现共同体利益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促成民族成员普遍增强了对民族群体的认识，导致了民族意识的增强。与此同时，民族成员的族性认同也明显加强。一方面，“族性认同在族际人口流迁中被激发或强化起来了”，另一方面，“利用族性寻求慰藉、维护自身也是流迁人口在异文化环境中的本能反应”。[9](P341)三是促成了族性的张扬。“全球化带来的移民社会的扩大造就和强化了族性因素，全球化带来的发展差距问题引发了各类族性因素的增长，全球化中的文化碰撞强化了族性因素，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随信息的全球化在世界扩散，现代技术的飞速进步和‘冷战’铁幕的拆除促进了族性认同的建立和传布。”[9](P141)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民族群体的族性张扬。四是形成了新的民族群体。随着民族成员跨国流动的增加，移民在移入国形成了“移民社群”。“移民社群(diasporas)是指民族属性和文化上跨国的社群，其成员认同于自己的祖国或已不存在的故国。”他们“虽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但却首先认同于自己的故乡”。[10](P230)在族性趋于旺盛的情况下，移民社群越来越要求被作为族体对待，并要求获得族体的权益，进而逐渐地族体化了。正如霍布斯鲍姆说的那样：“在一个多族裔或多部族的社会中，这意味着如何以集体方式和其他族群竞争国家资源，如何保护这个族群免于歧视排挤，如何扩大这个族群成员的机会并降低不利于它们的因素。”[4](P184)当这样的人群共同体得到普遍承认并以一个民族群体的身份活动的时候，它们也成为真正的民族群体。在西方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差异政治理论中，这样的民族群体也是被作为民族群体来看待的。
对于民族群体来说，全球化不仅是变动性力量，也是解构性力量，还是构建性力量。在全球化加速推进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这种新的民族群体，既不同于早先与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也不同于民族国家内部那些传统的历史文化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这样一来，我们便发现，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和民族现象与此前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是族类形式多样化。在“民族”概念指称的对象由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国族拓展到国家范围内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后，“民族”这个概念所指称的其实就是人类稳定的并且追求集体权利的人类群体。随着移民群体或族裔群体在移入国争取群体权利并逐渐获得这样的权利后，这类群体也逐步被作为民族看待，从而使族类形式更加多样。二是族性日渐张扬。“族群的大量出现将原本完整的族体分割开来、扩散开来，它所强调的族性认同又使族性因素得到广泛流散、扩张。”[9](P138)族性张扬成为全球化时代民族现象的一个显著特征。三是主观性质愈加突出。全球化时代出现的许多新民族群体，都是在利益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其间的文化联系是为了利益而建构(或是重新发掘、创造)的。安德森那个著名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的诊断所揭示的民族群体的主观性，在越来越多的新民族群体的建构中得到突出的体现。四是世俗倾向十分明显。全球化时代的民族群体，都有着强烈的民族利益诉求。相当多的新民族群体，就是为了争取、实现和维护群体利益而建构的。传统的民族群体，也在偏居一隅而形成的神秘性和与宗教结合而形成的神圣性逐渐淡化的同时，由于利益诉求的强化而凸显了利益共同体的特征。正是突出的利益共同体属性，将各种民族群体融入世俗群体的行列中，融入现代生活。
在民族群体和民族现象急剧变化的背景下，许多的人群共同体都不是在国家的框架和预设中被界定为民族的，仅被作为普遍性的人类群体看待。对于某些民族群体来说，尤其是族裔群体，它们已经没有了国家的意涵，所具有的只是群体的意涵。随着民族概念和民族现象中根深蒂固的国家意涵的淡化，尤其是这样的淡化渐成趋势，传统的民族观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人们对民族的认识正在一步步地改变。
二、民族国家发生深刻改变
在现在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结构中，受到全球化冲击最大的当属国家。随着全球化的持续进行和不断深化，国家的构成要素、组织架构、运行方式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变化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巨大的。从与民族相关的角度来考察，民族国家的深刻变化也是十分突出的。
国家这种政治现象既不神秘也不神圣，它不过是必须以社会方式生存和发展的人类所创造的管理社会的一种政治形式。当然，也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最为有效的政治形式。这样的政治形式通过以有组织的暴力支撑的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管理而将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群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但是，构成国家本质的，是那个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的国家权力。国家一旦形成，就会根据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变化同时也依循自身的规律而不断地变化。在这样的变化过程中，国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以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形态演变的过程。
今天这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态，首先出现在西欧，是欧洲国家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形态。欧洲最早的国家形态是古希腊城邦国家，随后依次是罗马帝国、基督教普世世界国家、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民族国家在西欧形成并显现其优势后，逐步扩展到北欧、南欧、北美，继而扩展到全世界。今天的世界仍然处于民族国家时代——虽然民族国家的不足和缺陷日渐显现，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新的政治形式或政治共同体的努力不仅日渐广泛并越来越有影响，但人类至今尚未找到一种替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形态。民族国家仍然是当今世界主导性的国家形态和政治形式。
作为一种国家形态，民族国家承继了王朝国家末期通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国家主权和相应的制度机制，并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内容。但是，民族国家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特性，是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即民族取得了国家的形式，国家具有了民族的内涵。民族与国家的结合是通过民族(即国家的全体人民)对国家的认同实现的。而民族对国家的认同又是通过一套制度机制来保障的。所以，民族国家本质上是保障民族认同于国家的一套制度机制。而这个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民族，便是国族。正是这个国族支撑着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民族国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框架，其制度内涵的形成、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依托于国族。没有一个强健的国族，民族国家就无法发挥其制度功能，只能是徒具形式，甚至形同虚设。”[11]
在民族国家的制度机制及其民族国家世界体系逐渐完整且有效运行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价值和规范普遍受到尊重。民族国家也努力维持自身的存在，持续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通过民族国家的主权及其管理机制维持国家的民族构成，防止民族群体的跨国流动对国家民族构成冲击。具体来说，主权机制通过体现国家主权的边界、进出境管理等方式，限制成规模的人口跨国流动。在这样的硬约束之下，跨国移民的人口有限，民族群体的跨国迁徙是不被允许的。二是努力维持国族的稳定和有效运行，将国族建设作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国家普遍弘扬主流文化，实施强化民族同化的政策，形成并保持着强大的同化能力，从而保持了国族的统一，进而巩固了国家认同。塞缪尔·亨廷顿描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就是这样的状况：“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其成员享有平等权利，共有一个主要体现盎格鲁-新教精神的核心文化，忠于‘美国信念’的自由民主原则”，“加强了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0](P119)
当然，尽管移民受到限制，但发达国家内的移民人口也不少，并且在不断地累增。但是，这些移民并不会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和国家认同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移民中的相当多数对移入国充满了向往，甚至是为了实现某种梦想而移民的——移民美国的人口中的相当多数，都怀揣着一个美国梦。这些对移入国充满向往的人们，在移民前便形成了对移入国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因此，他们移民后不仅认同于移入的国家本身，也认同于移入国的文化，他们不仅不会对移入国的国家认同构成挑战，也不会在移入国重建民族，进而对移入国的民族构成形成挑战。
然而，在全球化时代，随着全球化广泛而深入的推进，这一切都逐渐地也是根本性地改变了。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民族国家的主权制度的变化。在全球化的冲击下，民族国家主权的范围、主权转移、主权行使方式、主权性权利等，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以至于引起一场民族国家主权观的讨论和争论。除此之外，全球化还深刻影响着民族国家的民族构成和族际关系。
在商品、资本、技术等深入到几乎每一个角落的全球性流动的同时，全球从事投资、生产和销售的跨国公司的数量和规模迅速增加，各种文化交往日渐频繁，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各种实体间的国际交往迅速扩展。而且，随着全球治理的形成，超越于民族国家的治理形式越来越突出，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机构纷纷建立。在这样的背景下，人口的流动在数量、质量、规模、范围方面都在快速地甚至是成倍地增长。从民族的角度来看，民族群体的人员的跨国族际流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样的现象不仅出现于发达国家，也出现于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有大量的外来人口移入。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全球范围内的民族国家都必须面对一些新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在不同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问题的严重程度等)可能会有相当大的区别，但不同国家出现的问题大致是相同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成规模增加的大量移民，无法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大量的移民之所以移入某个国家，是由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与价值选择无关，并不存在对移入国的向往以及由此产生的预先的认同。而且，其中相当数量的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与移入国主流社会的交往存在相当大的障碍，即使他们愿意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最终也难以达成目的。总体而言，这样的移民并不是归附者，只是定居者或旅居者。因此，全球化时代的大量移民已经无法像以前的移民那样，能够构建起对移入国的认同。
第二，在大量移民涌入的情况下，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受到了严峻挑战。通过对移民的同化而保持国族的统一，是民族国家重要的维持机制。但是，面对着大量增加的移民，而且其中的相当多数人是聚居的，民族国家的同化能力就显得捉襟见肘了。针对美国和欧洲的情况，亨廷顿说：“现在遇到大量移民，感到同化工作难做了”。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起，来美国的移民又增多，使如何同化的问题变得突出了。”[10](P152)
第三，新移民在移入国凝聚成族的现象逐渐凸显，新的民族建构现象日显突出。大量增加的移民难以融入移入国的社会和文化，因此，总是聚居在一起。聚居在一起的这些人，在按照原来方式生活的同时，也将母国的文化带到了新的聚居地，从而相互认同。当这样的结构渐趋稳定的时候，移民群体或“移民社群”的群体利益也日渐显现，进而形成了族群利益诉求和族性身份要求。随着群体意识的觉醒和增强，有意识地挖掘母国文化和进一步凝聚群体就成为自觉的行动。当这样的群体被移入国的社会和政府当作族体来对待的时候，它们便显现为民族——“族”本来就是群的意思，当人们结成一个稳定的群体，他们便成了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