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0年，即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卡特赖特领导的“宪法知识会”宣告成立。从组织纲领来看，宪法知识会要“尽可能提供那些已被毁掉的（我国古老宪法）的记录，并在我们的同胞，广大的人民大众的思想中，重新复活他们对失去的权利的了解……从而使他们可以在那由代表而产生并应对他们负责的立法机构中恢复自由与独立”。21为扩大影响力，宪法知识会还提出穷人平等代表权问题：“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议会下院，穷人也应该享有与富人一样的代表权。”22为发动民众，宪法知识会面向全国发行了大量廉价或免费的小册子。1780～1783年，宪法知识会共出版了33种不同的小册子，累计达88000本，在宣扬议会改革纲领方面起到表率作用。23
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托马斯·潘恩激进主义思想影响下，更多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中等阶级激进组织建立起来。1791年，托马斯·沃克领导的“曼彻斯特宪法会”成立，宣称人民的福祉应该成为所有政府唯一的目标，任何法律或条令的制定和实施，均需经过大多数人民的同意。同期成立的还有：普赖斯特里领导的“沃威克宪法会”——该组织强调人民大众有改组政府、推翻暴政的权利；非国教徒约翰·奥德利领导成立的“剑桥宪法会”——极力宣传卢梭的人民主权论，强调“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中等阶级激进派及激进组织在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寻求民众对改革事业的支持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他们最重要的手段是政治教育，具体通过俱乐部辩论、公开发行印刷品、组织请愿活动、举行集会并发表演说、煽动民众示威等来完成，这极大地激发起民众对政治生活的热情。
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1792年，工人阶级激进组织——伦敦通讯会宣告成立。伦敦通讯会是18世纪末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工人激进组织，它提出“让我们成员无数”的口号，确定每周一便士的入会门槛，由此广泛吸纳社会各阶层人员参加，除罪犯、精神病者以及未成年人以外。24伦敦通讯会的组织发展非常迅速，尤其是1792年秋季迎来一个高潮，当时协会在伦敦建立29个分会，会员估计在800～1000人之间。随后几年中，尽管遭到政府打压，但规模仍在扩大。迪金森的研究表明：1795年夏季通讯会活动高峰时期，积极参会者达到3576人；经过政府的高压控制后，1797年活跃的会员数减少到600人，1798年更是减少到400人。25
议会改革是伦敦通讯会的斗争纲领。在1792年8月6日“告大不列颠居民书”中，通讯会提出：“公民们，无论我们的苦水何其多，无论自由的枷锁何其重，只要有一变就会有万变，疾苦就将随之而去。一旦恢复每年大选，一旦议会由一切人公正地推选出来，人民就将重新分享国家的治理，……就一定能创造自由、平等的新世界。”26在1793年发表的宣言中，通讯会将议会改革目标说得更加明确：“我们认为，有必要将公众视线转移到我们不幸的根源上来，唤醒国民沉睡的理性，寻求唯一的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补救方式，即彻底的议会改革，通过年度议会和普选权的方式，实现平等代表权。……没有什么能比公平的、充分的以及每年推选议会代表能确保这个国家的自由。我们完全相信，彻底的议会改革将消除所有的苦难，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种议会改革的追求。”27
以和平方式改革的思想在伦敦通讯会中根深蒂固。1792年4月的第一份宣言中明确写着：“本协会坚决反对动乱和暴力，本会目的是改革而不是无政府状态，在反抗政府的时候，理智、坚定和团结就是本会采取的唯一手段，也是本会希望我国同胞采取的唯一行动方法。”28和平斗争方式在通讯会内部一直处于主流，只有到18世纪末，当通讯会走向没落并受到暴力派控制的时候，通讯会才走上密谋与暴力对抗道路。
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中等阶级及工人阶级激进主义运动，在法国革命时期持续高涨。不过，随着1793年英法交战，政府对危及国内秩序的激进运动采取打击举措。1795年10月，为打压国内日益高涨的激进主义运动，政府出台严厉的镇压法令：其一是“叛逆与煽动行为法”，规定任何人如果企图刺杀、伤害、侮辱、诅咒、辱骂、蔑视君主及其继承者，将被视为重大叛逆罪，可不经司法程序而直接处死；任何人如果鼓动民众憎恨君主及其继承者、反对王国政府和宪法，将被视为重大不良行为，可判处七年流放。29其二是“煽动集会法”，规定凡举行50人以上集会，如涉及旨在改变教会与国家事务或向教会与国家发泄不满的，须提前在报刊上公告其时间、地点及目的，并得到治安法官的批准，否则将被视为“非法集会”，治安法官则有权驱散，拒不解散者将受到法律严惩，包括处以罚金、监禁、流放乃至死刑。30这两项法案的出台，对于激进主义组织构成重大打击。中等阶级激进主义组织因难以开展活动而逐渐解散，伦敦通讯会则在苦苦支撑。1799年，英国议会通过“结社法”，明确宣布伦敦通讯会为非法组织而加以取缔，通讯会随之解散，议会改革运动陷入低潮。
改革驱动下的政治现代化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放松了管制，群众性议会改革运动重新兴起。其中中等阶级改革派起到触发作用，而主力军则是工人阶级。科贝特创办的《政治纪事》是改革派的政治喉舌，号召工人群众投入改革运动；卡特莱特则在英国各地发表巡回演说，宣扬议会改革纲领。被动员起来的人民群众，随后开展声势浩大的议会请愿运动，各地向议会提交的请愿书达527份，签名者据说有60～100万人，但托利党控制的政府和议会顽固地抗拒改革，不愿做出让步，改革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贵族集团的两大政党中，主政的托利党一直抗拒改革，而长期处于在野地位的辉格党，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却一直同情与支持议会改革。辉格党甚至认为，其之所以长期处于在野地位，就与腐败的议会选举制有关。法国大革命时期，辉格党内激进派甚至成立了改革组织。1792年4月，查尔斯·格雷领导建立了“人民之友社”，该组织提出温和的议会改革纲领，包括恢复大选自由，让人民在议会中获得更平等的代表权；确保人民更为频繁地行使选举其代表的权利。31 1793年5月，格雷在下院提出一项温和的改革议案，尽管略去普选权条款，但仍然以282∶41的票数被否决；4年后，格雷又提出户主选举权改革议案，但仍被下院以256∶91的票数否决。32辉格党集团亲改革的立场，促使和平改革的希望始终存在，尽管屡遭挫折，但人们一直在期待着有朝一日辉格党执掌政权，议会改革就会启动。
1830年，执政的托利党由于天主教解放问题而陷入分裂，从而促成了辉格党的上台执政。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天主教徒在英国一直受到歧视，不能担任国家公职。1800年爱尔兰合并后，其所选派的天主教议员是否能进入英国下院，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很显然，如果拒绝爱尔兰天主教徒进入下院，则可能引发爱尔兰的战乱。为避免爱尔兰的战乱及分裂，1829年，托利党的威灵顿公爵政府通过《天主教解放法案》，赋予天主教徒以平等公民权，包括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排斥天主教徒参政是英国延续几百年的国策，托利党政府的这一做法，在党内引起分裂。为发泄对威灵顿公爵的不满，托利党内顽固派竟然联合辉格党，共同投票反对政府，促成威灵顿公爵政府的倒台。1830年11月16日，长期在野的辉格党，在格雷领导之下上台组阁，议会改革的大幕随即拉开。
辉格党执政后，立即成立一个4人委员会，负责起草议会改革法案。辉格党的改革动机十分明确，正如格雷所言：“最重要的是用对国家和对制度的支持和爱心，把社会的中间派和较上等的阶层联合起来。”33换言之，辉格党想通过改革将中等阶级从改革运动中分离出来，孤立工人阶级，建立贵族和中等阶级之间的联盟，阻止革命发生，避免“共和主义和现有制度的毁灭”34。1831年3月，辉格党的改革法案在下院公布，主要内容为：取消一大批衰败选邑，将空出的议席重新分配给人口众多的城镇，尤其是工业城镇；扩大选举权，实行财产资格限制，除原有选民之外，新增选民在农村实行年收入10英镑以上的公薄持有农及50英镑以上的租地农选举权标准，在城镇则实行10英镑财产的房产持有人选举权标准。35显然，辉格党是想将改革控制在有序范围内，让中等阶级主体获得选举权，而将中等阶级下层及工人阶级排斥在政权体系之外，从而确保政权掌控在有产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