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后，妇女选举权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的妇女从19世纪中叶起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争取平等权斗争。”4119世纪末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实现给了女权主义者以极大动力，促进妇女选举权运动的高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男子走上前线，妇女终于走出家庭，在国内生产战线上发挥重要作用。越来越多人开始认可妇女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支持妇女获得应有的政治权利。女权主义者福西特夫人指出：“1916～1917年以来政治家和舆论界之支持妇女选举权，不再是三三两两的出现，而是成群结队而来，反妇女选举权的报纸基本上消失了。”42由此，“几十年来束缚英国妇女的性别界限在大战的重大压力下取消了，现在很难再说妇女依然不能充分行使公民权了。”43妇女选举权问题终于在战后被提上议事日程。1918年1月11日，关于妇女选举权的《人民代表法案》在议会两院通过，妇女选举权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根据法案规定：年满30岁的妇女享有选举权。由此，约85万名妇女首次成为英国选民。福西特夫人认为，这一天是其生命中最伟大的时刻。10年后，即1928年，妇女选举权的年龄限制完全取消，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这也就意味着，到1928年，英国所有成年人均获得了平等选举权，从而实现了政治参与的大众化，政治现代化的目标基本实现。
总结与思考
纵观1832～1928年近百年间议会改革与英国政治现代化历程，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
首先，以大众政治参与为目标的英国政治现代化，是通过渐进改革模式完成的。1832年前的政权体系是相对封闭的，贵族垄断政治权力；1832年后大门才逐渐打开，首先是开一条缝，这条缝越开越大，成为一扇门，到最终大门全部敞开，所有社会阶层均能通过行使选举权而进入到政权体制之中。正如亨廷顿所言：“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选举议会的权力从贵族逐步扩大到上层资产阶级、下层资产阶级，进而到农民和城市工人。英国1832、1867、1884和1918年（实际上还有1928年）的改革法案为这一过程勾勒了清晰的轮廓。”44通过议会改革而带动的政治现代化，在英国是贵族阶级被迫不断妥协让步、与时俱进调整的结果，正如基斯·罗宾斯所指出的：议会改革及英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在1832年蓄意计划好了的，它是由一个政治集团完成的一个调整过程。这个政治集团在不从根本危及其自身地位的限度内促成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45改革是英国政治现代化的推行方式，而渐进性成为其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特征。
其次，改革现代化道路的形成需要具备相关条件。英国式改革道路的形成，从理论上看植根于英国的保守主义土壤，从现实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前提：一是人民群众坚持不懈、持续不断的斗争。从1760年工业化兴起时起，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先后组建起政治组织，通过请愿、群众集会等形式向政府施加压力，经过70多年斗争后，终于促使贵族阶级做出让步，打开改革大门。二是统治阶级的适时适度让步。改革是一个既得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对于垄断政权的贵族阶级而言，一味地抗拒改革，最终可能导致法国式改革，结果将是一无所有，而在改革时机已成熟、形势迫在眉睫之时，适时适度做出让步，则是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佳选择。三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及其对改革的支持。英国议会改革的成功，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新兴的中等阶级、工人阶级制造了强大的外部压力，而贵族阶级内部辉格党对于改革的同情支持以及身体力行，则是改革成功的关键要素。
最后，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关系的思考。二战后的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政治民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和保障，而英国的经历则恰恰提供了一个反证。英国工业化约始于1760年，终于1840年左右。在工业化的兴起、高潮和即将完成阶段，与经济起飞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英国在政治上是典型的贵族寡头统治，新兴的社会阶级无法染指政权，这就形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经济起飞与政治集权之间的“悖论”，这一“悖论”在二战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均出现过，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关联。但另一方面，1832年工业化行将完成之际，英国开始议会改革，这也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新兴社会阶层的崛起必然会对旧有政治制度形成压力和挑战，与时俱进地推行政治改革，就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