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国企改革应该是加强国家掌控还是推进市场化的争论近年来越发激烈，而争论里却较少有底层工人的声音。本文聚焦于普通煤炭国企中的基层工人，从他们日常生活、工作场景、沧桑人生中，尝试以“穷人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角，重构工人这一消逝的阶级主体的政治话语和经济民主权利。无论站在国家或是资本的立场上谈国企出路，都不能真正解决企业和工人的问题，只有让工人重新掌握生产资料，重建经济民主，确立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才能走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困境。
【关键词】煤炭工人 国企 主体性 国家 市场 穷人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 F276.1 【文献标识码】A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有当矿难发生，人们才会关注煤矿工人，他们似乎早已成为被历史遗忘的“沉默多数”。近年来一系列矿难事故的发生，使我们不难想象煤炭工人的生产和生活——漆黑一片的矿井、满脸煤灰与汗水。煤炭作为重要的能源，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发电、取暖以及各种化学材料的提取，都离不开煤炭。因此，无论在近代史上还是今天，煤矿工人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除了媒体对矿难的新闻报道之外，无数在矿井的黑暗中艰苦工作的煤矿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却被忽略了。
金融危机后，对煤炭等国有企业的抨击不绝于耳，有针对性地提出的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由市场主义，即认为只有市场才能实现货币、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①，强调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主张依靠自由市场，通过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打破垄断，为民间资本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②；另一种则是国家主义，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具有相当理性与认知能力的自由行动者③，能够有效地弥补市场失灵的不足，实现较好的产业绩效④，所以强化国家控制，进一步干预甚至垄断基础行业⑤，如煤炭、电力、石油、钢铁、铁路等。然而，作为这些国有企业的真正经济主体，在企业发展和改革道路的选择上，矿工们却无法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他们的身影甚至无法走入公众的视野，此后的命运无论是回归国家还是抛入市场，他们也只能被动地承受。
一个省级大矿的煤炭工人生活缩影
双鸭山矿区，一个长期无人问津的矿区。矿区小城不大，几条一千多米东西走向的马路横向铺开，排列在两边的是一幢幢20世纪80、90年代建起来的5层宿舍楼，属于典型的老国企工人生活社区。小城东西两侧有两个较大的棚户区，住着1657户，共4411人。一座公园坐落在小城中间。宿舍楼、棚户区、公园、学校和几个小商铺，承载了矿区工人所有社会再生产。
矿区共有三个矿井，最大的建筑是办公大楼，矿区办公楼前，一座写着“矿工万岁”的石碑俨然耸立。旁边疏落着专家培训楼、招待所、三个矿井工作间、煤站等，工人每天都在这些地方忙碌着。经过20多年的开采，现在井面已经深至700米至1200米。矿区鼎盛的时候，有近7000名工人。如今，产量减少，矿区职工已不足5000人了。工人告诉我们，矿已挖至第三层，再过20年这个矿就会挖空了。
2013年7月下旬，我们对龙煤集团煤炭工人状况进行了调研。龙煤集团成立于2004年，整合了黑龙江4个煤城的41个国有重点煤矿。现有员工26.6万人，是黑龙江省属最大国有企业，中国500强企业。它下设9个分公司，包括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等。
在煤炭工人的生活中，必须每时每刻面对工资低、工时长、压力大、工伤频发、职业病隐患等大大小小的挑战。在这个充满着挑战与生命力的东北小城，这里鲜活的经济生活、充满动力的劳动情景和工友间情同手足的深厚感情，使得任何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数字与图表都显得苍白无力。“经济”何尝是经济学家的专有名词，它原来富有的人情社会和文化意涵，早已在专业化和精英化的过程中，一点一点地剥落，也使得劳动者作为真正的经济主体一天一天地消逝。脱离了主体，经济发展的话语就算再精美，也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在做经济学研究时，往往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认为经济学说无贫富之分。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人们在看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带上自身的阶级色彩，其实经济学说本身也是带着阶级色彩的。这一点，恩格斯早已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就有了一整套成熟的官许的欺诈方法、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来代替那简陋的非科学的生意经。”⑥恩格斯一针见血地点明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就是“发财致富”的科学，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学说。
对于这样的经济研究状况，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了“穷人经济学”。他曾明确指出，“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研究，但在经济学中却仍然缺乏带有理论色彩的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经济学家没能形成一种理论以指导贫困状况的经济组织和分析工作。”⑦不同于传统经济学家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资本扩张、经济指数增加这些领域，他开始注意到经济发展中的人，特别是底层的穷人。他的“穷人经济学”不是一种经济学说，而是一种价值取向。
近年来，关于社会公平的呼吁之声越来越强烈。社会公平也唤起了“穷人政治学”的兴起。所谓“穷人政治学”， 就是要通过必要的财富再分配，实现必要的纠偏，向民生倾斜、向穷人倾斜，以帮助穷人脱离贫困，乃至走向富裕。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是“蛋糕论”。长期以来，许多人认为只要蛋糕做大，重视分配，就一定会人人有份、惠及所有人。然而时至今日，我们看到“共富”仍然遥不可及。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蛋糕已经不小，但同时基尼系数亦位居世界前列，底层工人仍然赚取着排名世界倒数的微不足道的工资，显然，“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做到人人有份。事实上，做蛋糕的方式决定了蛋糕的分配方式，正是当下这种资本主导的发展模式导致劳动者成为资本的附庸，劳动者的主体性地位不复存在，利润的获取以压低劳动者所得为代价，贫富分化和贫穷也就不可避免了。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权力化结合，使得劳动者既无权参与决定做蛋糕的方式，也无权决定蛋糕的分配方式，因为前者决定了后者。因此，归根结底分配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生产方式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则在于改变“做蛋糕”的方式，只有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的权利得到保障，一种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才能确立。
所以，要探究“穷人政治问题”，必须从生产领域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只能通过提倡“穷人政治经济学”，才能真正回应核心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发展模式造就出一批新的穷人阶层，如何解决好新时期新的“穷人问题”，不单需要“穷人政治经济学”，也必须落实一种回归劳动主体——生产资料与劳动者双结合的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将“穷人”解放出来，回到一种真正由底层劳动者创造的社会主义生活。
一个底层贫困劳动者的生活素描
凌晨四点，北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的一座矿山冒着烟，当许多人还在安静的睡梦中时，一名矿工的一天，早已和曙光一起开始了。
我们来到煤区工人常师傅的家中，他已起床，正在准备一家的早餐。伴随着妻子有节奏的切菜声，常师傅一边热着锅，一边和我们聊天，小厨房里充满了忙碌的气氛。厨房门外就是他们所居住棚户区泥泞的街道，穿过街道我们看到上早班、赶早市的矿工和家属都忙开来了，屋内外时不时传来人们打招呼、谈笑的声音，似乎相互宣告着一天的开始。
常师傅四十出头，中等身材。他是一家唯一的经济支柱，一家三口的生活就靠他的工资为主要来源——他唯一的女儿今年17岁，刚到哈尔滨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每年的学费、杂费、生活费加起来两万多元。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地可种，只能待在家。他说，为了这个家，他只能拼命工作。
常师傅这样沉重的家庭负担，使得他只能和许多经济条件较差的工人一样住在棚户区里。这是一片与贫困的农村图景没有太大分别的地方——垃圾随处可见，马路全是泥巴，晴天走过一身灰，雨天走过一身泥；一个10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子里挤下三四户人家，没有集中供暖，上千户人家共用两个厕所。
6点，一阵手机铃声响起，说矿上有急事缺人手。常师傅的妻子赶紧从蒸锅里取出两个馒头递给他，这是他在井下8个小时所有的食物。妻子一边送常师傅出门，一边叮嘱他注意安全。常师傅每天都怀着必须平安回家的心情上班。
班前会由段长主持，每一次下井前都有专人来讲解一两条安全生产的规章。近几年，煤矿越来越重视安全生产管理，这些学习就是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让大家进一步铭记安全，也为了提起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下井前在班组长带领下大家高声宣誓：
“我宣誓，为了企业利益，为了家庭幸福，我坚决做到：牢记安全理念，搞好自主保安，绝不违章作业，视安全为生命，视隐患为天敌，平安完成当班任务，用忠诚和良知确保人矿平安。”
宣誓之后，大家便各自换好衣服装备——大棉袄、胶矿靴、矿灯和自救器，做好虹膜登记准备下井了。上午7点，一部人车将结束井下8个小时工作、满脸煤灰的工人送上地面， 另一批工人火速上车，这个车子把他们送到地下700米的工作面，开始下一个8小时的工作。这白着脸进、黑着脸出的黑铁人形象，简直成为了煤炭工人的标志。很多下井的工人没有带任何食物，只有小部分工人带了馒头、面包之类充饥。一些年长的工人告诉我们，矿下环境阴冷潮湿，还充斥着煤灰和可燃气体，矿工的吃喝拉撒都在两个侧板和一个顶板间小小的空间里，他们常常自嘲自己是“三块板加一块肉”，一切都变得很不方便，所以他们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近几年企业开始给下井的工人配备午餐，并且每个工作面配备了一个防暴加热器，可以在弥漫瓦斯的井下安全地把食物加热到80℃。但午餐只有采煤、掘进这样的井下一线工人才有，常师傅属于二线工人，不能享受这个待遇。而且工人们早已习惯了空腹，也不愿影响工作进度，午餐和加热器并没有真正被充分利用起来。
这样的工作，一周七天，没有休息天，每天三班倒，7点～15点，15点～23点，23点～7点，每十天换一班。一天下来，升降矿井各需要一个小时，再加上淋浴，矿工们工作超过10个小时，甚至会达到12个小时。大部分工人每月的工作时间都是在28天到30天之间。工人周六日的工作没有加班费，遇到节假日上工才会有两倍的工资。和许多小煤窑相比，国企对于底层劳动者的待遇是比较好的。但常师傅说，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不高，在这样的基数之下，即使两倍工资，数额也非常少。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之下，以2013年6月为例，这个矿区月产量达到18万吨，采这些煤所花的机械、人工等总成本为5758万元，其中有1411万元用于支付员工的工资。以最新一期环渤海动力煤均价592元∕吨来计算，矿区这月产煤的总价应该有一亿多元。工人的工资支出仅仅占煤价的十分之一，报酬之低可见一斑。
企业采取计件工资制度，按每日工分发放，干多少活儿挣多少钱，但也规定了最低生产额度，完不成就必须加班。井下一线作业工人，即采煤、掘进等工人工作辛苦、危险度高、劳动强度大，工资相对高一些，平均达到5000元；但像常师傅这样的井下二线作业工人，虽然也是10多个小时的工作，但不必像一线工人那样每天汗流浃背，并随时防备着事故，所以工资相对低些，平均3000元左右。若是井上的辅助工种，如搬运、检查、记录等，每月工资就只能拿到1500元左右了。在矿上，工资高的莫过于领导们了。他们一周工作五天，较少下井，工资5000至7000元不等。然而，辛勤工作的普通工人只能对坐在办公室的领导们毕恭毕敬，官僚主义的作风还是比较明显，工人时有抱怨领导们脱离群众。现行的薪酬制度和分配结构，越是管理阶层，工资的名目越多；而基层生产线工人的工资，就紧紧和生产指标挂在一起。作业工人执行的是计件工资，段队长执行的是和段队生产任务挂钩的岗位绩效工资，井区长执行的是奖励工资加岗位绩效工资，矿长执行的是年薪制。
终于到了下午3点，常师傅从井下回到地面，洗澡、换衣服之后再到班组收工，与工人们一起回家了。他们居住的地方都相隔不远，在这个相对偏远的小城里，他们工作、生活都在一起，打造了深厚的情谊。华灯初上时，他们没有精力消遣与娱乐，晚上8点左右就进入了梦乡，等待他们的是新的一天同样辛苦的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