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工人主体性是如何消逝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师傅中专毕业，没有考上大学，那是一个处处都可以出卖劳动力的年代，李师傅也先后找了建筑工、砖厂工、装卸工等许多重体力的工作，“那时岁数小，不服气，只要能干就想干”。1990年，李师傅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怀着对国企煤炭行业的憧憬来到了这座小城投产不久的矿上，对此他依然感到幸运，不断强调着“那时机会好，赶上好时候”。
李师傅参加工作20多年，从来没有换过班组，班组里人员的变动也很少。起初，李师傅是一名铲采工，随着技术的革新，这个人力工种被机器所代替，铲采队在1992年就被解散了。那时班组正好需要电气技术人员，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他，顺利地成为一名电气工。他的工作，没有那么辛苦，所以虽然工资比一线工人少一些，他也还满意。
李师傅快五十岁了，但看起来似乎比他实际年龄要老一些。他的工友们也都显得衰老。这种显老是有原因的——呼吸的是充满煤灰的空气，喝的是从矿井里抽出经过简单净化就送到居民家中“有股怪味”、“浮层油”（工人语）的水，吃的是掺杂煤渣的土地种出的蔬菜，再加上辛苦的劳动、长期在井下空腹工作……这一切“慢性自杀”的生活方式，怎能不加速衰老呢？
李师傅见证了2000年至2010年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历程——全国煤炭工业总产值由1513.28亿元增加到了22109.27亿元，增幅达14倍；2011年12月，煤炭开采和洗煤行业的销售总收入达到3.62万亿元，总利润4342亿元，达到了历史最高记录。可是，即使遇上好时候，李师傅的生活也没有得到多大的改观。现在工资虽然还没有下降，物价却疯狂上涨，生活质量在下降。
最近，李师傅的领导常常向大家谈起煤炭行业的低谷——中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经济危机对煤炭行业的冲击势不可挡。自2012年以来，煤炭价格不断降低，环渤海动力煤价从最高时的853元∕吨跌至现在的不足600元。钢铁、电力等需要煤炭的行业都在萎缩，煤炭产能过剩，价格不得不下降；同时，受国内、国际煤价倒挂影响，煤炭进口快速增加，去年澳大利亚煤炭价格为550元／吨，而环渤海动力煤为710元／吨，中国原煤在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煤炭行业一蹶不振甚至亏损似乎成为必然。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曾让煤矿产业迅速发展，但国家模式缺少基层民主监督，必然内生官僚主义，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种缺陷使得公共稀缺资源越来越被垄断，使得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容易导致利益寻租，这必然导致煤矿的高成本，在市场中，我们连漂洋过海的进口煤矿都竞争不过。而倒金字塔形的利润分配制度，导致整个生产成本提高，只能进一步剥夺工人的劳动成果。如今，龙煤下属的矿区部分的管理阶层工资只发到4月份，一些作业工人每月工资只能发放80%，待遇每况愈下，主体地位逐渐消失，企业管理权却集中于少数领导阶层手上。
很明显，在这种市场和国家的双向互动之下，“先集中精力扩大国有资本，再在分配阶段给予底层工人更多补偿”的方式根本行不通。其实，关于工人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在100多年以前就已有论断。他们认为，“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⑧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作为资本家一方占有生产资料，凭借资本取得剩余价值；作为工人一方失去生产资料，为了自身生存不得不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这就是工人阶级贫穷化的理论基础。无论常师傅、李师傅，或是这个矿区的数以千计的工人，工资低廉生活贫困，他们对这样的低工资心存不满却又不得不工作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不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之中没有办法有自己的选择，构成了雇佣劳动。企业为了在市场中获得低价的竞争优势，必须进一步压低工人工资，使得工人进一步贫困。同时，因为官僚和寡头对企业经营权的控制，企业利润的大多数被他们所占有，企业管理者与普通工人的收入差别就越发拉大，社会财富得以集中，工人就越发陷于贫困。
收入相对减少、生活水平下降只是工人贫穷的一个表象。访谈过程中，一名在煤矿工作了36年的老工人告诉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前，矿长的工资为99元，而井下工人的工资能达到47元，二者的差距只有两倍，而且矿上领导和工人吃饭、住宿都在一起，生活待遇上并不存在明显的区别。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工人的工资增长缓慢，而煤矿管理阶层的工资迅速提高，又有了专门的食堂和住所，甚至连喝的水、吃的饭都出现了显著的差异。马克思在《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分析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利润的提高对工人的影响时指出：“虽然工人的生活的绝对水平依然照旧，但他的相对工资以及他的相对社会地位，即他与资本家相比较的地位，却会下降。”⑨马克思所讨论的这种贫困不仅指无产者与资产阶级相比较而言的经济贫困，而且包含社会地位的每况愈下，具有广泛的社会内容。在这一矿区里，领导可以占用位置较好的餐桌，可以长期占领浴室的储物箱，工人却只能在他们面前谨言慎行，这一切社会差别无不显露出工人作为穷人的较低社会地位。
我们访谈结束，李师傅带我们到小城的中央公园散步。公园主干道旁摆放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向无私奉献艰苦奋斗的煤矿工人致敬”之类的雕塑。公园里花木盆栽都是十几年前的样式，这一切既在诉说着这个小城曾经的辉煌，也表达着它如今的落寞。
公园里散步的工人许多拄着拐杖，腿脚似乎都不太方便。矿里上了年纪的人大多患有风湿，对此他们有一套解释，“矿里潮湿，很多地方都有积水，同时风又很大，我们下井时穿着棉袄，但干起活来身上出汗，毛孔张开了，一些工人把棉袄脱下来，风灌进了毛孔，这样就得了风湿病。”一位60多岁、早已退休的大爷也过来和我们聊开了。一直咳嗽的他，从事井下工作30多年。井下工作面到处弥漫着煤灰、粉尘和有毒气体，而且从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粉尘直接吸入，再加上年轻的时候和很多工人一样爱好吸烟（这也是他们唯一消费得起的消遣），虽然身体状况不佳，但和几位被查出患上矽肺的工友相较，没有病患的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了。在这里，和许多工人说话都要大声喊，听力损伤也是非常明显的。工友们告诉我们，井下环境较封闭，机器运转的巨大声音被进一步放大，而他们又缺少听力保护，老来听力自然不给力了。
煤炭本身就是高危险的行业，每位工人都经历过或大或小的事故，有些是个人疏忽导致的，也有些是突发事故。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顶板松塌。井下隧道的顶板是逐步开掘的，每向前开掘一段距离，就必须加固顶板，而且开工前必须“敲帮问顶”，确保安全。近几年，煤层越挖越深，顶板也越来越不牢固，所以即使做到这些安全措施，顶板也有可能塌落。顶板一旦有任何松动，煤渣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射出。
离开公园，我们走进宿舍区。我们遇上了小丁，她右腿缠着厚厚的绷带，举着一双拐杖在小区里艰难挪步。但当我们问起她和家人的生活状况时，她却露出坚强的微笑。
小丁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2010年，因为性格不合，33岁的她和前夫离了婚。一年后，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小孙，小孙也经历了一次失败婚姻，女儿随了前妻。两个有着相似经历的勤劳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小孙是矿上的掘进工，小丁自己经营着一间小吃铺，俩人还各自拿出积蓄，花了6万元买了一套房子，婚后不久，小丁便怀孕了。小丁说，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子和孩子，她感到非常的幸福。
然而，在孩子两个月时，小丁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结果却是她血小板严重不足，被诊断为血癌，治愈的可能性极低。
对这个新成立的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小吃铺开不了，小丁一个月的治疗费用就达到3000多元。家中本就没什么积蓄，只能向亲朋好友借钱。这一切使得小孙铁下心来，起早贪黑，更努力地工作。
但上天却一点都不怜悯这个不幸的家庭，今年7月5日凌晨，因为前一班的残炮没有清理干净，小孙和另一名工友小文在开掘时，残存的雷管突然爆炸，两人当场受伤。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他俩被送到哈尔滨进行诊治，医生表示，两人的眼睛只能是“尽量保住”，终身失明已是不可避免。
对这一起工伤事故，罚款的总金额也就是20000元以上，而且伤者小孙、小文也要接受500元的处罚。其实在矿上任何一个小的安全疏忽一旦被发现，就会有与之相关的工人受到处罚，更不用说这起导致两人重伤的严重事故了。
像这样的事故每天都可能发生，据我们统计，2013年1月至8月，这一矿区总共发生安全隐患事故195起，其中导致工伤的54起，其中重伤事故3起，致死事故1起。也就是说，每1.2天就有一起安全隐患事故发生，每4天就有一名工人在矿井里因工受伤。煤矿工人不仅工资低，还随时生活在矿难的危险之中。
近十年来，大部分国企都难以避免改制的命运。龙煤作为一个新建立的大型国企，虽然侥幸逃脱，但还是被抛到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不得不遵循丛林法则挣扎求存。由于市场经济的逻辑，效益才是企业的命根。抓生产和保安全，二者就像哑铃两头，联结在二者中间的就是一条条管理制度，无论再严苛也难逃如细丝一般容易折断的命运。这重重的哑铃，全部压在了基层班组身上。这样的生产模式，造成了安全与生产对立。这种吊诡，恰恰是源于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逻辑与国家保护人民生命责任之间的矛盾。当然，相比一些私营小煤窑，不顾生命地追求生产效益，龙煤作为国企还能起到保护劳动者的作用。可是在市场经济的左右下，利益至上，这种保护就显得有点虚伪和孱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