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冲突解决方面提出过“预防性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的概念。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实践中，预防性外交的实质就是冲突的预防，即在潜在冲突即将爆发前，有关当事方通过斡旋、调停、调解等外交手段提前介入，努力把冲突消弭于萌芽状态。预防性外交已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被广泛运用到外交实践中去。有很多这方面或成功或失败的案例。
那么，什么是预防性公共外交呢？如同预防性外交，“预防性公共外交”是指在公共外交领域下先手棋，在事件、事情还没有完全发生或爆发之前，预先跟踪研判形势发展出现的苗头性和倾向性现象，提前参与和介入，通过软实力手段，铺垫舆论和民意基础，以达到影响或改变事件进程、为官方外交和政府后续决策行动赢得时间、争取空间，掌控话语权。当然，在事件或冲突爆发之后，公共外交仍有发挥作用的地方，而且一般公共外交活动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从广义上讲，后者可被称作公共关系的损害控制。
实现途径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防性公共外交显然是一个系统工程。
首先是关系到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对形势发展进程的洞察和预判。如我对与某国关系现状的综合评估，梳理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挑战，看从公共外交角度能做些什么，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为什么。这为预防性公共外交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其次是人脉的广泛建立和资源的占有，即做什么。官方外交和公共外交目标对象不同，但本质上都针对人，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所以，针对目标国家和地区要及早系统地建立和完善人脉库，实行分类管理，随时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形势看清楚了，问题出现了，事件发生了，能迅速找到合适管用的人和渠道，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这是预防性公共外交的要义所在。
再次是资源的整合和运用，换言之，怎么做。公共外交是力量的软性运用，其前提是必须掌握一定的资源。这种资源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也可以是科技的、体育的、艺术的，甚至可以是基于地域、血脉、宗亲、种族和宗教等因素形成的自然联系。拥有上述资源，再辅之以必要的专业素质、人力物资和公关策略，就可以搞公共外交了。这是预防性公共外交的实现途径，也是能否做好的重中之重。
最后是对公共外交项目实施过程的跟踪、手段修复和效果评估。预防性公共外交，需要在开展前审时度势，更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间断地予以追踪，进行必要的校正，阶段性结束后及时评估效果，看是不是发挥了应有作用，是不是达到了预期目的，是不是还需要补充资源、增加些手段的投入。这是检验预防性公共外交成效的依据和标准。
主要特点
和公共外交一样，预防性公共外交并不针对政府或官方，其工作对象涵盖目标国的媒体舆论、精英团体、专业人士和民众。因此，对事件转寰和形势发展而言，预防性公共外交不是直接的，而是发挥着间接的作用。如果说“广泛性、互动性、渐进性和间接性”是公共外交的四大特性，那么预防性公共外交除了包含上述内容外，还应具备可预见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和可评估性等要素。
可预见性是预防性公共外交区别于其他类型公共外交最显著的特征。也就是说，开展预防性公共外交活动，首先要求所针对的形势或事件必须是能预见和可以预见的，否则就谈不上预防，也就无法开展预防性公共外交了。比如，一国涉华舆论动向，其基调是否客观或积极，在一个时期里通过及时追踪调查，作定量和定性分析，再和前一个时期的报道评论相对比，是可以得出结论的。再比如，围绕两国关系中某一特定领域和事件出现的一些言论或举措上的动向，也是有据可查、有迹可循的。在此基础上，对舆论走向和事件发展进程进行逻辑上的研判，作出一定的预测，并采取相应的公共外交行动，从而最大程度实现影响舆论和事件进程的预设目标，这就是预防性公共外交。
可操作性是预防性公共外交的第二个特点。多数目标国的舆论动向以及某个或某些涉华事件进程，是可以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和操作技巧加以影响的。但也有一些媒体、机构和事件本身就是先验性的（transcendental），其存在、产生和出现有复杂因素，甚至根深蒂固。比如西方舆论对中国固有的偏见，及在当事国与我国发生具体外交争执时一边倒地“批评”我们等，牵扯一方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就此完全放弃做工作显然是不可取的，但开展预防性公共外交难度很大，操作性不强。预防性公共外交还是要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放到可操作、能预见成效的领域中去，以求得实效。实际上，这里有取舍和确保重点的问题。
预防性公共外交是系统性工程。因为它的对象指向目标国官方之外的所有社会层面，使命和任务界定清晰，涵盖范围很广，所需知识和专业技巧甚多，非一领域一批人或一个专才所能负责贯彻执行，也不以一时一事论英雄，因此必须切实统筹协调组织所有可加利用的各种资源，系统设计，系统规划，系统推进，争取获得系统性效应。
可评估性是预防性公共外交的内在要求。如前所述，预防性公共外交是系统性的，可预见，可操作，因此自然要求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随时进行内部评估。项目执行阶段性完成后，必然要对所使用的手段、技巧、耗费的资源、执行过程及项目效果进行检讨，以审视预防性公共外交是否执行得当、进展顺利，是否需要补充资源、校准聚焦，让目标更明确，实现途径更便捷。预防性公共外交只有在评估过程中才能得到不断修正和提升。
从周边做起
中国是世界上周边环境最复杂的大国，周边是我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周边一直是我们外交工作的首要。2012年以来，我国周边陆上和海域，特别是东向和东南方向，相继出现了一些错综复杂的外交事态，影响我国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影响国与国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可以预见，我国在今后的周边外交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大公共外交力度，而预防性公共外交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
首先，要围绕“亲、诚、惠、容”四字方针做好文章，以缓和、改善、提升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关系。“亲诚惠容”是对多年来中国周边外交实践的精辟概括，反映了新一届领导集体外交理念的创新发展，同时也是周边公共外交包括预防性公共外交的指导思想。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多走动，多来往，多沟通，把握民意脉动，感知主流声音。要讲情重义，诚信待人，出现分歧时平等协商，坚持原则中妥善处理，追求软着陆。要拓展务实合作，深化利益融合，多予少取，惠及周边，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建设利益共同体。要开放包容、求同存异，坚持平等相待，培育大国心态情怀。
周边预防性公共外交有重点也有难点。当前，东亚的日本和东南亚的菲律宾是难点，越南和印度可以说是重点。在开展对日预防性公共外交时，要正视日本近年来社会整体日益右倾保守的现实，结合日本是传统报业大国且中日文化相近等特点，不断加强对日传播力建设和文化影响。做菲律宾的预防性公共外交，则要认清菲深受天主教和西方长期殖民的双重影响、公民社会相对发达且华人华侨众多的特征，把教会、智库、公民社会组织和侨社纳入公共外交的对象中来。对越南和印度开展预防性公共外交，要着力从儒家思想及佛教文化的共同宝贵遗产分别入手，巩固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传统情谊。如此，可助力官方外交有效开展。
其次，要努力推进“五通”特别是“民心相通”工程。习近平主席2013年9月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政策演讲，表示地区国家要携手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提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重大战略理念。2013年10月访问东南亚他又提出构建“海上丝绸之路”主张。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海上丝绸之路”，其目的都是为了建设亚洲命运共同体。由于地缘天然相近，再加上中国的块头、体量和综合实力就摆在那儿，周边国家对中国普遍有一种“敬畏之心”。这可以理解。我们所要做的，预防性公共外交希望实现的最大目标就是，让周边国家的社会和人民对中国“去畏存敬”。在“五通”工程中，“民心相通”和公共外交关系最为密切，而人脉建设又是公共外交的关键内容。因此，预防性公共外交要积极拓展人脉，广泛争取民心，推进民心工程。
再次，要持续提升中国文化对周边的辐射力。军事和政治力量会对它国产生强大威慑作用，但真正赢得人心的还是经济和文化魅力。一国文化有流行文化（大众或商业文化，美食、电影电视节目、体育、功夫）和高雅文化（科学、艺术、芭蕾、音乐、绘画，博物馆、歌剧团、交响乐团、乐队、书法、文字）之分，不同层级的文化影响不同的受众圈。周边国家绝大多数不同程度地受儒家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影响，有的还很深厚久远。我们现在周边不少国家搞的孔子学院、文化中心以及年度定期举办的“海外欢乐春节行”“四海同春”等节目，都属于文化范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还存在着流行文化稍显低端、高雅文化推广不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整合手段、协调资源，打组合拳，统筹推出精品，并持之以恒，假以时日。如此，周边文化外交，可逐渐向集聚亲和的目标靠拢，进而实现预防性公共外交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