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镇化持续发展，其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徙，改变了亿万农民的命运，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与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新型城镇化之“新”，是要在对既有城镇化经验与教训扬弃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其中，在城镇化的具体模式选择中，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争论比较激烈的就是有关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的问题。
所谓就地城镇化，就是农村人口不再一味地向大中城市迁移，而是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或把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并逐渐成长转化为新城镇，就地就近实现非农就业化和市民化的城镇化模式。所谓异地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大量集中向大中城市或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迁移的城镇化模式。
主张就地城镇化模式的学者的基本观点是：我国大城市已开始呈现出交通拥堵、空气污染、用水紧缺、房价过快上涨等“城市病”。异地城镇化模式诱发了大量的经济社会问题：大城市的容量限制、资源限制与户籍限制，使大量农民工无房住、无公平的权利保障，有陷入贫民窟的危险；同时，农民大举进城造成农村出现大量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农村土地资源浪费，新农村建设缺乏主力军，一些地方出现了大量空心村等现象。因此，应推进就地城镇化，通过土地置换和土地整理的综合方式引导农民集聚，建立众多适宜人居的村镇，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并减轻大城市的压力，防治“城市病”。
主张异地城镇化模式的学者的基本观点是：就地城镇化完全忽视了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如果没有产业的发展，人口集聚无异于纸上谈兵，因为农民在其中不能获得发展机会，就难以稳定下来。而从现实来看，农民一般都是跨越小集镇，直接进入县城乃至更大的城市，因为那里发展机会更多。现在，乡村地区的人口正流向城市，乡村人口聚集在孤立区域形成小城镇是很不明智的。另外，相对而言，异地城镇化是一种较为资源集约的城镇化方式，而就地城镇化会带来国家层面规划建设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