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历史学家、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认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多元化的历史叙述使全球史研究前景看好。全球史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全球史研究会对历史学编纂产生怎样的影响？未来研究趋势如何？本报记者就此对莫里斯·埃玛尔进行了采访。
在全球时空下考察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为何全球史研究备受关注？
莫里斯·埃玛尔：伴随着世界范围内的人口频繁流动、物质财富流通，人们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也在全球范围内交流。1987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穿着西装，而绝大部分中国同行穿的是中山装。到现在，大家的衣着方式已没有很大差别。与此同时，世界各地的信息能够通过互联网在全球实时传播。各国政府制定政策也会以全球为视野。
这一现实情况迫使历史学家从人类的过去中寻找、发现同样具有跨国性质的物质财富、人员、思想观念的交流。尽管这些交流规模较小、流通速度较慢、形式有所不同，但毕竟是当前全球化浪潮的前奏。历史学家已经找到了中国与欧洲地中海沿岸国家之间人员、贸易往来上千年的历史。当时欧洲从中国进口丝绸、茶叶与陶瓷，尽管不能与今天在上海港大量进出的巨型集装箱船相比，但已经是横跨欧亚大陆的远距离交流。
我们思考“全球史”时不妨换一个视角，即相对于以往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时间、空间尺度下研究历史，“全球史”是在“全球”的时间、空间尺度下考察和研究历史。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去研究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后果，无论它是正面还是负面。我们尤其需要了解，这种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乃至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每个人的行为方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研究全球史正是为了回答经济全球化向人类所提出的各种问题。
国别史研究须向多元性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全球史研究兴起之后，是否仍需要国别史研究？
莫里斯·埃玛尔：强调全球史研究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国别史研究不重要。我就曾参与过意大利史的编纂工作。每个国家都有必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历史，为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及后代，建立作为共同生活基础的集体记忆，为人民描述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传统。
但现在书写一个国家的历史已无法遵循以往模式，国别史必须向多元性开放。历史学研究领域已实现极大拓展，新石器革命、农耕文明出现、野生动物驯化、动植物养殖等事件在人类历史上的意义并不亚于文字发明；甚至，那些不与人类历史直接相关联的环境、气象、生态的历史，也构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这些课题过去都曾被历史学家排斥过，但通过这些对以往所认为的边缘领域的研究，各国历史学家们正在使国别史研究更加丰富充足，乃至面貌一新。
历史学研究课题的拓展不是偶然的，这一拓展的进程恰恰是与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紧密相连的。在“全球”这一大的时间、空间尺度下，历史学研究拓展出的诸多课题已经超越了国家、地区的边界，以往的国别史研究方法已不足以解释历史。今天，物质财富、思想文化的流动都愈加全球化，历史研究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需要历史学家提出新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