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才能赢得广大党员与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必须尊重历史，以近现代史为“平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抓住并围绕历史主线来分析问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标准来看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说，群众观决定着党的历史观。因此，要尊重历史，以历史为发展主线、人民群众价值标准为维度建立党的历史观的基本坐标，彰显其政治品质，确立其理论品格。
【关键词】唯物史观 政治使命 现代化建设 群众观点
【中图分类号】D252 【文献标识码】A
引言：历史观的价值性与正确性
何谓历史观？一般而言，是指人们对历史及其发展的根本看法，是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对政党而言，历史观是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何谓历史？对此，不同人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知识”，有的人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还有的人认为“一切历史都不是历史”，甚至有人认为“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为什么对同一个“历史”，不同人却有不同的看法？这主要是因为，不同人的立场、喜好与视角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观感也有所不同。在社会多样化、政治多样化、利益多样化、思想多样化的今天，试图让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价值观的人持有同样的历史观，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再怎么“打扮”、再怎么理解，也难以改变其本性。历史不能重来，更不能胡来。
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应该有什么样的历史观？从政党学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历史观的核心问题，应该是树立什么样的历史观，才能赢得广大党员与广大民众的政治认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必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①因此，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必须尊重历史，以历史为“平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必须抓住并围绕历史主线来分析问题，而非抓住枝节、一叶障目；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以人民群众的价值判断为标准来看问题。从政治意义上说，群众观决定着党的历史观。总之，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舞台、历史使命与历史必然
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历史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②研究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也需如此，必须以历史为依据、从现实出发、以社会发展趋势为引导，秉持强烈的现实感与问题意识；必须在特定的历史与现实背景下，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与历史使命，深刻回答“中国从何处来、现处何地、将欲何往”“中国共产党从何处来、现在何处、将欲何往”这两个相辅相成的重大问题。
面对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史，面对无数相互冲突的事实、浩瀚的史料、复杂的历史问题，如何审视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与历史发展？我们赞同去繁就简、去伪存真、把握概貌、抓住主题、不拘小节，既不拘泥于个别历史事件与历史表象，更不去玩弄个别历史故事，而是通过把握最简单、最基本、最明确、中外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来把握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与发展主线，进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与历史发展，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
从近代中国看，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近代中国史的开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放口岸、割地（割让香港给英国）赔款、丧失主权，近代中国从此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经过一系列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如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等，世人有目共睹。与此同时，清政府腐败无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1901年《辛丑条约》等，这也是有目共睹。一系列侵华战争与不平等条约的签署，使得近代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与中国封建帝国面临崩解，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
因此，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统一与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的三大历史使命，有识之士、爱国人士乃至所有中华同胞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其中，既有清末内部官僚发起的“洋务运动”，希图“师夷长技以自强”；也有康有为等发动的“戊戌变法”、百日维新，希图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改革政治、发展农工商等；还有义和团运动，试图“扶清灭洋”，等等。从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到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再到学习西方制度，这些试图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振兴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历史证明，在世界大势面前，封建帝制已经走到了尽头，封建体制下的各种改革与改良，都无法挽救其政治危机、摆脱民族危机、实现民族复兴。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近代政党开始出现。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开启了中国政党政治先河。在近现代社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③“一个没有政党组织的政权，既缺乏推动社会变迁和吸收变迁产生冲击的制度方法，其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能力也相当有限。”④随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帝制；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但是，1915年12月，袁世凯恢复君主制，建立洪宪帝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未能完成民族独立、主权统一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一历史使命必然落在了后来者身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秉承近代中国历史使命，1922年，党的二大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辱使命，凝心聚力、不断壮大，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发展，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于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民族独立、主权统一两大愿望基本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与世界地位不断提升，时至今日，可谓实现了国富，但民强仍任重道远。因此，党的十八大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总之，从近代中国发展历程看，人民在历史的“试错法”中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而封建改良、资产阶级革命等均告破产的背后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从时代大背景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同20世纪风起云涌的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20世纪各国反殖民统治、寻求民族解放的大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究其根本原因，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立党为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得民心、顺民意、不辱使命的伟大政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⑤
民族复兴之路、现代化建设与唯物史观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现了民族独立、主权统一，这为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我国民族复兴之路是什么？发展主线是什么？答案无疑是发展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实际上也是在探索一条“救亡图存”的现代化道路。
从经济实力看，进行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大力发展GDP。从历史上看，在农业文明时期，中国的GDP是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是强大的。西方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认为：中国GDP在公元元年西汉末年占世界GDP总量的26.2％，公元1000年北宋早期占22.7％，1500年明朝中期占25%，1600年明朝末年占29.2%。在清朝，从1700年到1820年，中国的GDP不但排名世界第一，而且所占比例也从22.3％增长到32.9％；即使在1840年，中国的GDP仍居世界前列，占全球经济总量的大约1／5。⑥因此麦迪森认为：中国在近2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但正是在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1895年，中国GDP被美国超过，此后一路下滑，1949年中国GDP仅占全球总量的5％左右。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总量迅速增加，2009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0%。另外，麦迪森描绘了1820年至1998年中美日三国GDP与人均GDP变化，⑦通过近200年三国GDP的发展变化，比较直观地反映出中国国际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的发展变化。通过研究，麦迪森为世人勾勒了一幅图景：中国经济的真正衰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的，在后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1／3降到了1／20，实际人均收入从世界平均水平的90%降到了原来的1／4。这种似乎不可逆转的衰退在中国改革开放后被终止，在最近的30年里，中国经济又呈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预计2015年中国又将重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因此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一个崛起，而是一个复兴”。尽管麦迪森的估算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但整体上可勾勒出近现代中国GDP的变化趋势。从这个角度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发展GDP、做大GDP。
然而，在人们津津乐道GDP时，也有人质疑：近代中国GDP第一，为何总是挨打？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GDP远高于日本，约为日本的1.9倍至2.8倍，但为什么日本敢侵略中国？这说明，GDP大国不等于世界强国，现代化不等于“唯GDP”，做大GDP不完全等于民族复兴。这其中的道理，简单的数字与GDP本身无法说清，历史虚无主义、唯心主义无法说清，只能用唯物史观才能合理解释。因为唯心史观等强调，“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⑧这决定了它有两大致命缺点：一是重思想观念而忽视其背后的根源，二是忽视群众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有着根本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⑨概括来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承认历史的客观性，并将这种客观性置于历史研究的首要位置，认为人类社会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现实的人是历史的出发点，人类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或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等等。
从唯物史观角度解释“近代中国GDP第一，为何总是挨打”的问题，答案是：一方面，人类社会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工业文明是比农业文明高级的社会形态，必将代替农业文明。正如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比较而言，中国封建王朝周而复始，农业社会的GDP总量与人均GDP基本无大的变化。19世纪以来，面对世界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农业文明明显落后了，落后就会挨打。另一方面，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明朝末年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清朝末年虽然有洋务运动，但封闭落后的封建制严重障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不改变落后的上层建筑，就难以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此外，先进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比简单的GDP更重要。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要重视GDP增量，更要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
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唯物史观是其哲学基础。正是以唯物史观作指导，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确立了正确的民族复兴之路与现代化建设目标，把“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共产党矢志不移的历史使命与奋斗目标。对此，毛泽东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⑩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毛泽东强调，我们的总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由此明确了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坚持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并不断丰富发展，如党的十二大把“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八大结合信息化时代发展要求，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总之，尽管不同时期的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建设主题与主线是一脉相承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此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同时，历史告诉我们：现代革命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现代化建设需要现代政党来领导；领导国家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执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