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国家经济增长呈现出多种形态。其中，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代表的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追赶进程，呈现如下典型化事实。
第一，经济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呈倒U形轨迹。即经济增速依次经历低水平均衡状态下的低速度——起飞——高速追赶——增速降落——中速/中低速平稳增长的完整过程。从增速分布形态看，这一追赶过程构成一个与通常的商业周期类似的完整周期。我们将这种周期称为追赶周期。第二，快速的产业升级和迅速而剧烈的结构变化。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在高速增长时期都经历了快速的产业升级。同时出口结构、居民消费结构等也经历了快速变化。
上述典型事实构成的“追赶周期”，是涉及或将要涉及100多个经济体和几十亿人口的重要现象，需给出具体解释。众所周知，技术前沿国家的技术进步速度长期稳定在一个不太高的水平上。而后发国家如果要追赶发达国家，那么，至少必须有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前沿国家快。这就意味着后发追赶型必须实现经济起飞，才能启动追赶进程。在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期限结束、追上前沿国家之后，后发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将接近于前沿国家水平，这将低于其高速追赶时期的增长率。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释追赶周期，关键是解释为什么后发国家有潜力实现一段时期的远高于前沿国家的增长。有研究认为，由于后发国家技术落后于前沿国家的水平，所以前者可以通过模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快速技术进步，进而带动其实现快速增长。与前沿国家技术差距越大，则后发国家模仿前沿国家技术的步伐越快。具体而言，快速技术追赶在现实中表现为如下几点：一是技术模仿成本比研发成本低。二是后发国家可以跃过前沿国家以前几代的技术，直接采用较先进的技术。三是后发国家有可能在一些领域直接切入全球最新技术。四是后发国家对管理经验、商业模式等软技术模仿，也比前沿国家的探索速度快。快速的技术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进而开辟了持续投资的空间。所以，后发经济体在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平台期，易出现投资与其回报水平均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情形。当后发国家与前沿国家技术水平差距大大缩小、后发优势基本释放出来之后，追赶国家技术进步速度将放慢，以至于难以抵消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效应，经济增长速度将相应放慢。
不同制度条件之下，追赶周期会有各种特殊的表现。这是因为后发优势决定的快速技术进步机制，需要通过制度变革才能由潜力变为现实。由此出发可以理解不同国家在追赶周期上所处的具体位置，或在追赶过程中表现出的丰富的追赶周期形态。有些经济体，由于没有基本的制度条件，连起飞都没有实现，还处在追赶周期的第一阶段。而一旦具备适当的制度条件，这些国家也将经历完整的追赶周期。有些经济体，由于发展战略和制度的原因，在追赶过程中曾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不能完整、顺利地完成追赶周期。不过从长期看，这些国家通过调整制度、发展战略和政策，仍可能重新回到追赶周期正常轨道。从这点来看，未来我国深化改革可以从两个相反的角度影响实际增速。首先，矫正各种扭曲会挤出虚高竞争力，导致增速降低；其次，改革将进一步提升配置效率，促进创新，进而推动增长。
上面归纳了追赶周期的典型化事实，并解释了其形成机制。与其他类型的周期相比，追赶周期有自身的特殊性。第一，追赶周期的性质，是后发优势决定的技术追赶速度变化效应与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效应的消长所导致的。第二，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和第二次增速转折，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大异其趣。第一次增速转折时期，许多新产业成长起来，由于许多投资活动的互补性，更多体现出“创造性建设”的特点；第二次增速转折时期，往往有不少产业退出，呈现出“创造性破坏”的特点。而普通商业周期的复苏和衰退所伴随的产业结构变化的差异，则远没有这么显著。第三，追赶周期不能够被熨平，也不应该被熨平。从政策应对上看，追赶周期的第一次增速转折，不仅不能采取紧缩政策予以压制，相反，还应该通过宏观政策助力；追赶周期的第二次增速转折是技术差距缩小之后的客观规律使然，也不能用扩张性宏观政策予以刺激。第四，追赶周期的高速增长为期20年至30年；起飞前的时间长度不确定；高速增长结束后期，仍然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中速或中低速增长。
当然，追赶周期与其他类型商业周期并非绝对排斥。技术前沿国家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会经由技术外溢叠加于后发国家的追赶周期之上；而后发国家追赶周期的整个进程中，普通的商业周期也一直在发挥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