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政府上任以来，在约束和规范行政权力事项方面进步显著，先后四次削减和下放政府审批事项，激发被各种审批事项和不合理门槛抑制的创业热情，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逐渐显现。
然而，对于具有行政权力主导一切传统的中国而言，限制政府权力远非削减政府审批事项这么简单。中国独特而持久的政治传统决定了政府的权力触角不仅无处不在，并以其不透明和不公开的运行规则而难以削减和规范。因此，值此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际，能否通过有效的法律制度安排，公开政府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路线图，并辅之以常态化的监督机制，无疑具有决定中国改革前途、决定经济社会转型成败的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之后，广东、浙江等地开始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公开试点，将几千年来秘而不宣的政府权力清单和运行图公之于众。
今年以来，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逐步建立各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对目前政府及有关部门仍保留的审批事项，要公布目录清单，听取基层和群众意见。在清单之外，“一律不得实施行政审批，更不得违规新设审批事项”。在刚刚过去的2月份，国务院决定向社会公开国务院各部门目前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以锁定各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底数”。
可以说，明确并公开政府权力边界，对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无论是公开政府权力清单，还是削减政府审批事项，必将触动权力部门的利益，必然会遭遇相关部门官员的抵制或阳奉阴违。中国政治的“博大精深”决定了，如果没有相应的规则和硬约束，一定会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前些年推行“三公经费”公开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就是明证。“三公经费”是公开了，但与公众期待的公开程度仍有很大距离。
因此，在这一轮公开政府权力清单的改革中，一定要防止各种反弹、敷衍了事和猫腻。比如，权力清单公开不明细，或只是公开审批事项，但不公开相应的程序和时限要求；再如，公开了“大清单”，但通过“其他审批事项”等兜底条款，保留隐形审批事项，设置权力的“玻璃门”和“弹簧门”；还有，名义上减少很多审批事项，实质上不过是合并同类项；甚至，不排除个别部门一面减少旧的审批事项，一面增加新的审批事项，或者在公开权力清单时悄悄塞进本不存在的审批事项，等等。
为避免上述种种问题，我们建议，首先，要将政府权力清单的公开纳入法治和责任轨道，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清单进行合法性审核；其次，对权力清单进行动态管理，不仅要惩治逾越权力清单的行为，更要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要求，进一步削减权力清单；第三，设置权力清单不能推卸政府服务职能，不能削减权力的同时把应有的服务当成包袱甩掉。
当然，政府权力清单合理与否的最终判断标准，应该是“凡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事项，不再设定行政审批；凡可采用事后监管的不再前置审批”，并与企业和个人的“负面清单”形成对应关系。惟其如此，方能将政府权力真正关进“笼子”，才能清除各种各样的“弹簧门”、“玻璃门”，才能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