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一直以来我们都非常注重制度建设，但是当前仍需注重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明晰制度伦理。不管何种制度，都是一种价值选择的结果，纯粹科学的制度是不存在的。既然是一种价值选择行为，就必须考虑到制度本身的公平、正义，以及制度运行是否有利于公共利益的维护等价值因素。因此，制度设计务须注重制度伦理，坚持以人为本，把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绩效提升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步结合起来。二是把激发现有制度体系的潜在功能与推进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提升制度体系的整体功能。制度创新并不意味着全盘革除现存制度，中国现存的基本制度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因此，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通过有效的体制变革和机制完善，尽全力发挥各方面制度的整体效能。三是坚持重点突破、抓住关键。从传统的国家管理体系向现代的国家治理体系转变，实际上是从国家单方面支配社会过渡到国家与市场、社会有效互动。因而，一些关键性的制度建设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和发展民主、法治制度，构建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这是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建设过程中的关键之处。四是提升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的有效性。客观而言，我们目前缺乏的不仅仅是制度要素，更缺乏应有的制度执行力。不能得到有效执行的制度跟没有制度一样，有时候甚至会起更坏的相反作用。因此，要从营造制度环境、提升制度意识等方面入手，增强制度执行力，提升制度的有效性。
合理的结构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柱。一个组织能否发挥出应有的功能，同其结构是否合理密切相关。实践表明，治理能力的充分发挥是建立在合理的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期待不合理的结构能释放出较高的效能，几乎是妄谈。当前我们的治理能力之所以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治理结构不够科学合理直接相关。
经验表明，科学合理的国家治理结构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开放性——不断汲取先进、成熟的国家治理经验，对公众的社会需求保持较高的敏感性，并保证公众能及时准确地获得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政策信息；包容性——能对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保持客观的吸纳和接受态度；回应性——通过适时变革和政策调整，及时满足公众的需求和期待，时刻保持对系统内外的敏感度。
基于此，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过程中，首先需要调整的就是主体结构。在发挥政府治理主体作用的同时，要进一步发挥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个人的治理作用，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这里有一个认识需要端正：不宜讲到底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或社会组织、公民主导，而应该区分不同的领域。比如，在市场建设领域，无疑应该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政府主要负责公共服务等职能；在危机应对、化解风险等领域，则需要发挥政府“秩序构建者”的积极作用；在群众自治领域，则需要给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提供充足的空间和广阔的平台。此外，还需要告别等级科层制的治理结构，转而构建扁平式的协调网络，由重视命令式、运动式、动员式的治理策略，转而寻求法治化、互动式、合作型的治理路径。
充分的绩效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特征。充分的绩效实质上就是国家治理的有效性。有效性反映的是国家治理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协调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满足公共服务需求，促进社会整体和谐进步，营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治理有效性直接反映着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
经验表明，治理绩效主要受制于三个基本要素：治理理念、治理方式和治理技术。具体而言，要创新国家治理理念，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塑造改革共识，形成治理合力。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促进经济社会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把公平正义、和谐共进置于经济增长、稳定秩序同等重要的位置。在分化和多元的时代，民主法治既是实现超大规模社会整合和治理的重要资源，也是维系社会动态稳定、增强政治凝聚力的基本保障，因此，要努力改进治理方式，运用民主法治的办法来实现国家治理。此外，伴随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各种信息技术手段迅速运用于国家治理活动之中，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和技术支撑。这些新技术的运用不断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拓展了国家治理空间。因而，要积极开发和有效运用信息技术、交通通讯、货币市场等技术要素，以为治理绩效提升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