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与GDP增速比不如单位GDP容纳就业人数指标更有效。如果用就业和增速比似乎波动很大，但如果扣除2003-2006年集中发展重化工业、2009-2011年刺激政策应对危机等特殊情况，近10年来，亿元GDP容纳新增就业约230-300人，目前仍相对稳定，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总体格局看，后者更适合作为合理就业的判断指标。
二要防止中央政策执行中打折扣。很多改革比如简政放权，主要是中央政府推出的改革举措，而企业直接接触的基层政府，是否能完全落实中央精神还需观察。如果将企业登记数增长分为临时性增长和趋势性增长，前者可能包含市场在乐观预期下的冲动因素，后者才是政策见效的证据。因此，如果后续企业注册数据和就业数据放缓，就可能反映政策落实中存在问题。其他类似政策也一样，都要防止“歪嘴和尚把好经念歪”的尴尬。
三是防止就业统计数据失真。目前城镇新增就业人数是指新就业人数减去因退休、伤亡等自然原因造成的减员人数。理论上，这一指标能够较好反映全年净增加的就业岗位数。但是，随着唯GDP论的淡化，越来越多的声音转向了就业，当一个指标成了各界关注重心时，就不能排除其失真的可能性。另外，这一指标无法反应临时性就业等内部结构，因而难以判断就业质量的高低。
深化改革促进高质量就业
经济增长能够带来就业增加是经济规律，但当前在我国，重要的不是增长，而是靠什么推动的增长，重要的不是就业简单增加，而是高质量的就业净增加。继续靠增加政府投资和垄断行业的增长拉动就业不仅是低效的，也是无益的，只有依靠改革激发活力基础上实现的增长，才是内生的可持续的，也才是民生的根本改善和经济竞争力的提升。
持续推进改革带动增长和就业。当前不应在GDP增速上纠结，而应在社会总体稳定大局下，加快推进“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能力”的改革。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实施更加稳定规范的税费制度，降低企业创设和经营的交易成本。建立健全商品和要素市场体系，除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和环节都应该打破垄断，给予民营资本公平竞争的市场地位。改革户籍和社保等制度，消除人才资源流动障碍，引导高校毕业生到中小城市创业就业。运用财税支持、投资引导、政策性金融服务、小额贷款担保等手段，为中小企业特别是创业型企业提供良好经营环境，以创业带动就业。
确保改革措施上令下行。如果简政放权等改革举措打折扣，将影响制度红利的释放，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因此要建立常规的考核、检查和监督制度，让企业尽快见到效果，让市场活力迸发，让推诿执行改革者付出成本。同时要加快推进各级政府的机构改革，减少冗员和富余机构，防止因人设事和简政放权等改革出现反弹。
丰富判断就业的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增加就业比重，完善就业衡量指标。用全面调查和抽样调查等多种方法做好城镇新增就业统计，增设临时性就业人数指标，按不同收入层级统计就业人数等，以反映就业质量。同时用居民收入、储蓄、消费、甚至反映社会稳定程度的社会治安案件等数据，作为判断就业状况的辅助指标，提高决策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