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的快速升迁引发了社会广泛争议。媒体营造的“80后”领导干部形象与社会现实存在较大偏差，是媒体符号建构的产物。通过实证研究给出一幅关于“80后”领导干部较为真实完整的群体镜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关于“80后”领导干部重塑媒体形象的思考与建议，以供有关方面决策参考。
【关键词】80后领导干部 媒体形象 社会建构 现实重塑
2008年以来，网络媒体密集报道了一大批“80后”领导干部，这些消息在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公众的广泛质疑。如果社会公众由此产生对于中国未来干部群体的片面印象，甚至是错误预期，广泛质疑政府官员执政的合法性，对中国执政权力产生信任危机，这将对中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建设带来极其严重的影响。
基于此，客观公正地把握“80后”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以及官员的流动真实状况，对于我们了解当下中国权力分布状况以及未来执政预期，推进执政能力建设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之实证研究
为准确完整地把握“80后”领导干部的真实状况，我们利用百度搜索引擎，输入关键词“80后官员”，将媒体报道的有名有姓、有基本信息报道的“80后”领导干部进行仔细甄别，剔除模糊报道的无效样本，共获得86个有效样本，设置了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位分布、行政级别、正副职等相关变量，参考父辈资源利用、身份特征、是否破格等因素，利用SPSS分析软件对“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整体媒体形象进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女性“80后”领导干部撑起半边天，性别刻板印象明显。从性别上看，男性“80后”领导干部占59.3%，女性占40.7%。男性的比例占有优势，女性数量上相对弱势，但也占到四成之多。当然这组比例数字不能完全体现女性在我国权力结构中的现实情况，尤其是女性在重要岗位或者说决策性岗位所占比例离联合国女性在国会或议会参政比例不低于30％这一目标还有很大距离。
从性别与正副职交叉分类表可以看出，与男性比较，女性正职明显低于男性（16∶23）。就女性而言，承担副职的女性干部要高于承担正职的人数（19∶16）。从领导核心层方面来看，80后女性干部处于相对弱势地位明显。今后，选拔担任正职的女性领导干部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以便使更多女性“80后”领导干部承担更大的执政责任，而不应是男性领导者的“装饰”，或者成为一些“执政花瓶”。
过度渲染女性性别特征，是网络媒体对女性“80后”领导干部宣传的一大特色。对于女性官员的报道，“80后”、“美女”、“最年轻”是三大社会标签。“80后”美女副市长董海涛，美女副县长李梅，“80后”美女副市长郑晓燕，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阳等，无不带有“美女”的标签，而湖北江陵县县长王玲玲则冠以“最年轻女县长”，五眼泉镇镇长牟阳则以“最年轻女镇长”相称。新闻媒体在炒作“80后”女性领导干部时，无不以“年轻”、“美女”等女性性别特征字眼来刺激受众的眼球，从而在大众面前树立“80后”女性领导干部的偏向性别形象，而非德、勤、能全优的正面形象。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比重有所增加。从教育程度上看，“80后”领导干部获得大学本科学历者占50%，是“80后”领导干部学历的主体，获得硕士学历者占31.4%，获得博士学历者占10.5%，研究生学历者占总体的41.9%。因此，“80后”领导干部的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学历为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生高学历人才比重将会呈现进一步增长态势。2009年中央党校中央国家机关分校针对“80后”领导干部的调研报告也认为，中央国家机关的“80后”干部“学历较高”。这份调研报告的结论与本研究所获得结论基本一致，“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学历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比重有所增加，而非“高学历”水准。
职位分布以共青团各级别书记副书记为主，正副县长、副局长职务不容忽视。从职务分布来看（这里的职务分布只涉及到职务名称，不涉及职务所代表的行政级别），担任共青团各级别书记副书记的人数达到35人，占全部总体的40.7%，是“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任职的主要阵地，县长副县长17人，占总体的19.8%，副局长人数为10人，占总体的11.6%。
就行政级别而言，“80后”领导干部中副厅级干部有13位，占总体的15.1%，处级干部有21位，占总体的24.4%，副处级干部31位，占总体的36.0%，副科级干部13人，占总体的15.1%。从上述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在“80后”领导干部中，处级、副科级干部（占总体的60.4%）才是目前其主要行政级别分布。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发现，这批行政级别以副职居多，有些职位虽是“副局长”，但实际行政级别仅为副科级，由此可见，目前执政的“80后”领导干部仍然职务较低，形成了机关基层的基础性力量，而非网络媒体呈现给受众的“手握大权，位高权重，主政一方”的政府“大员”之表面印象。
身份因素依然坚挺，破格提拔争议最大。中国已经步入现代社会，身份对于公民向上社会流动的限制性较传统社会大大弱化，但其影响力仍然存在。在86位“80后”领导干部中，除去64位未明身份外，有8名“选调生”，4位“村官”，10位写明“挂职”经历。
中组部于2000年、2012年相继出台《关于做好选调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和大学生村官工作的通知》。从这两个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的选调生或村官身份，将成为“80后”领导干部日后短期内快速提拔重用的一个非常重要标准。当然“挂职”锻炼也是“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快速晋升时特别强调的一种社会身份。通过挂职身份的强调，突出了干部提拔重“基层经历”及实干精神，为其快速上台执政提供实力上的合法性。
政府有关部门在回应社会质疑时，称对9位“80后”领导干部使用了“破格”，其中包括了湖北神农架林区区长周森锋、馆陶县县长闫宁、五眼泉镇镇长牟阳等九人。目前，关于官员破格提拔任用的实践尚处于摸索阶段，没有形成清晰、规范的制度体系。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破格提拔政策，但在具体操作时随意性较大，难免出现借破格提拔之名行出格提拔之实。这才是中国民众对于“80后”领导干部快速、密集上位最为担忧的事情。
综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关于“80后”领导干部的网络群体形象：男多女略少，女性干部撑起“半边天”；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以本科为主，研究生学历者将大幅上升；共青团干部占主导，职位多居副职，县级、副局长职位比重较大；就行政级别而言，处级干部成为中坚力量，副厅级和副科级分布均衡，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身份因素依然坚挺，破格提拔社会争议最大。
“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
民众对于“80后”领导干部的印象主要是基于大众传媒尤其是网络媒体营造出的“信息镜像”。媒体炒作经过新闻选择后的新闻事例，给我们造成一种媒体错觉，即这批领导干部都“过于年轻，学历很高，升迁速度过快，官二代，有背景有后台，位高权重，主政一方。”事实是，年轻不是问题关键，年轻是因为国家政策要求所致；学历也不是很高，以本科为主，近几年研究生学历才有所上升，是“学历较高”；也并非大多“官二代”，很多“80后”领导干部被证实没有很深的家庭背景和后台；也不都是位高权重的“大员”，而是副职居多，共青团干部占多数，处级干部、科级干部占主体，由此形成中国权力体系的中间力量。
那么传媒是如何建构“80后”党政群领导干部群体媒体形象的呢？我们运用社会建构理论来进行分析。
建构主义认为，人们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不断构建着新的现实世界。在此社会建构过程，符号参与意义建构的全部过程并成为建构的主要手段。网络媒体具体通过以下几条路径来构建80后领导干部媒体形象：
一是刻意炒作“80后”这个社会标签，营造一种“80后”领导干部过于年轻的媒介印象。不管是29岁湖北宜城市长周森锋，28岁山东“最牛厅官”张辉，还是23岁当上副局长的王然等，媒体无疑是拿“年龄小”作为噱头吸引受众眼球。由于过于年轻，势必会牵扯出他们背后是否存在“背景”以及“后台”的广泛质疑，媒体在年龄问题上做足了文章。
二是过度渲染女性性别特征，营造一种上台“潜规则”的刻板印象。在新闻报道量较多的“80后”女性领导干部中，新闻媒体无不冠以“美女”，像美女副市长董海涛，美女副县长李梅，湖北“最美女常委”范阳等，媒体过度渲染这些女性领导干部的性别特征，而非其执政能力，给民众造成一种美女领导干部上台背后必有“潜规则”的印象，或者造成一种“执政花瓶”的思维惯性。
三是运用凸显和回避两手报道策略，人为增大了某些个案的社会争议度。“80后”领导干部有名有姓的有近90之多，但实际上反复炒作的个案仅有张辉、周森锋、闫宁、牟阳、董海涛、李梅、孙靓靓、刘婷婷、王然、范洁等十几个，其余的仅有基本简介，并无大量新闻报道，这样就造成了某些个案的特征过于凸显，而另外一些个案的特征被隐藏，社会争议被人为扩大化。作为副厅级“80后”干部的周森锋被大量报道，从“学历门”到“背景门”、“打伞门”、“论文抄袭门”、“香烟门”、“程序门”、“夫人门”，无不被挖了个底朝天。而同样是副厅级“80后”干部的郭文杰、周密、贾琳、王正儒、汤瑞、杨元飞等人的报道少了很多。
一句话，新闻传媒利用自己手中的话语权，使用自己独特的符号语言，“自言自语”地建构出一幅并不太真实的关于“80后”领导干部的媒体画像，从而将“80后”领导干部社会问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