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以地缘关系、亲缘关系为纽带的跨境民族可以成为宗教力的民间外交主体。就南传上座部佛教的信徒而言，历史上，云南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民族、亲缘民族就以文化交流为平台，形成了鲜明的宗教跨境传播，跨民族、跨地域发展的特点。这一跨境传播的平台也是我国积极开展多渠道的公共外交的国际性平台。
另一方面，外籍人士也可以成为我国积极开展公共外交的对象和叙述中国故事的主体。2011年进行的云南省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外籍人口总量在全国位居第6位，登记外籍人口4.74万人，这表明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吸引大量外籍人口到云南从事边境贸易、旅游等活动，展示了云南开放水平较高，对外开放成绩显著。数据显示，这些外籍人口主要居住在昆明、德宏、临沧等大中城市及边境地区一带，这些地区属于南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原生性宗教的分布地带。事实上，这些外籍人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民间外交家，是扎根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外交家”，他们在我国生活居住的同时，也在发挥着民间外交家的作用，其文化层面上内在的联系纽带，正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跨境民族内在的原生性宗教。因此，我们可以在文化交流的平台上建立宗教向心力，增强宗教力的影响力度，以民间外交的方式建立各种途径的公共外交，不仅仅悬浮在政府和文化精英层面，而是真正落实到“草根”、落实到百姓、落实到信徒，这才是真正落到实处的外交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宗教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在区位优势层面发挥极大的作用，从不同途径推动我国外交的开展，并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全局的建设过程中，凸显其高度的整合社会资源的独特能力，贡献资源丰富的外交社会资本。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始终是动态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动的。传统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和新兴宗教不断涌现，使得宗教体系自身也处于不断“聚合”和“裂变”的过程之中，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宗教力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因此，在运用宗教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宗教的复杂性、多元性、阶段性、区域性特征，理性地及时、主动把握宗教力指数，在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战略格局中，积极运用宗教力来推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