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克服GDP崇拜是一场以新事物取代旧事物的改革。人们对新事物的怀疑以及对新旧更替所产生的后果的担忧,构成了推动改革的观念性障碍。克服 GDP崇拜的关键是以更全面、综合、科学的指标体系来度量社会发展。文章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并深入分析和揭示其错误本质,以期为克服GDP崇拜扫清一些观念上的障碍。
【关键词】GDP崇拜 观念性障碍 社会发展度量体系 幸福指数
克服GDP崇拜是我国必须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由于国情和体制的特殊性,这种发展思路在现实中演化为严重的GDP崇拜。自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思想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及一些地方政府围绕克服GDP崇拜采取了不少措施。例如,国家“十一五”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进行了明显调整,在环境资源领域增加了多个约束性目标,体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盲目追求GDP的决心。国家统计局于2006年9月正式表示将着手研究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①。中共中央办公厅也于2009年10月印发了《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在考核官员政绩时应“加重民意分,降低GDP 比重”的要求等。
上述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各级政府的GDP崇拜行为,然而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以由两个事实来说明。一是地方政府夸大GDP行为愈演愈烈。我国自2003年开始出现地方GDP总和超出全国GDP的现象之后,这个差距规模不仅没有递减,反而逐年扩大,从2003年的0.34万亿元增至2010年的3. 2 万亿元,并且在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GDP增长率超出全国增长率的不合理现象。这些情况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间,地方政府追求GDP、夸大GDP、彰显政绩的行为依然没有停止,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二是各省“十二五”规划仍普遍追求高增长。截至2012年7月,在已经公布的23个省(市区)党委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只有3个省(市区)弱化经济增长指标;有10个省(市区)仍将追求10%以上的高增长;还有10个省(市区)将追求12%以上的增长率,其中有7个省(市区)甚至提出了翻一番的目标(即增长率要达到14%)。
构建新的社会发展度量体系是克服GDP崇拜的关键
20世纪50年代,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确立使人均GDP(1994年以前为GNP)逐渐成为评判一国社会发展水平的国际通用标准。受此影响,不少国家都出现了片面追求GDP扩张而忽略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的现象。在对片面扩张GDP发展模式的全球性反思中各国学者发现:以GDP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是夸大GDP重要性这种政策倾向出现的主要根源。社会怎么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怎么度量发展。当人们在技术层面上把人均GDP作为社会发展的衡量标准时,政府就倾向于夸大GDP的重要性,片面追求GDP扩张的行为就容易出现。这个发现意味着克服GDP崇拜的关键是进行统计技术革命,构建新一代社会发展度量体系。2004年以来,联合国统计司、经合组织(OECD)、20国集团等国际组织围绕创新社会发展度量方法的议题召开了多次会议。2008年,Stigliz,Sen,Arrow,Kahneman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联合全球数十位顶级科学家共同组建了一个研究委员会,明确提出了变革社会发展度量方法的主张和建议。构建新一代社会发展度量体系已经成为公共管理领域一个重要的全球共识。
我国近年来也有不少学者对创新社会发展度量方法提出了建议。例如,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科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逐渐取消以GDP为核心的现有国家核算体系,而构建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2011年,中国统计学会发表了《综合发展指数研究》报告,提出了综合评估社会发展的构想。然而,这些建议和主张并没有很好地转化为政策实践,克服GDP崇拜的政策措施主要还是以“把GDP指标从绩效考核中移除”为着眼点。由于这些措施并没有从技术层面上触动GDP崇拜产生的根基,因而很难实现彻底根除GDP崇拜的目的。其结果是,不少地方政府虽然在表面上喊出了“不盲目追求GDP增长”的口号,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依然把GDP增长看作是最核心的目标,依然以攀比GDP指标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