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国博弈对中国战略利益的影响
随着美、日、俄、印、澳等主要力量加大对该地区地缘战略竞争的投入，该问题将对中国的战略利益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美国对中国崛起以及东亚合作的戒备心理上升，可能影响中国周边合作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于东亚合作，美国始终抱有浓重的“酸葡萄心理”，担心东亚各国挑战其“地区主导权”，将其排除在东亚之外。美总统布什2006年11月参加越南河内APEC会议期间提出“亚太自由贸易区”设想，力推跨太平洋合作模式，用意是牵制东亚合作和制衡中国。此次东亚峰会期间，美方因拒绝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而再度被排斥在外，美部分报纸称“美国仍有被孤立的可能”。自2005年以来，美力推“亚太”机制，压缩“泛亚”机制：一是在东亚峰会模式问题上，支持日将印、澳、新西兰拉进来，建立与“10＋3”平行的“10＋6”机制，此举虽不能完全达到美主导东亚合作的目的，但可使中国推动的“10＋3”合作功亏一篑。二是强调泛亚机制必须从属于亚太机制。美一些官员已直接表明对“10＋3”和“10＋6”不满，如美助理国务卿希尔强调，美希望东亚合作“简洁明了，只能作为APEC的补充，而不能与后者形成重叠甚至影响后者”⑦。三是声称“泛亚机制不得影响美地区目标”。希尔还表示，美在东亚地区的核心利益是反恐、防扩散和市场自由化，东亚峰会不应影响美在该地区推行上述政策目标。四是对东盟“明褒实贬”。美方口头上虽不反对东盟“主导东亚合作”，但行动上借反恐和缅甸问题大揭东盟“疮疤”，意在显示东盟能力不足、美仍是东亚“主宰”。
第二，中俄战略协作关系有利于促进双方在东南亚的协调与合作。2007年1月，中国与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提出的谴责缅甸民主人权问题的草案表决时，共同投下否决票，表明双方在东南亚地区性问题上，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战略协作。俄罗斯目前在东南亚的影响力处于恢复阶段，更多地侧重于武器和能源输出合作，与中国的合作面大于竞争面。
第三，日本在东亚合作主导权问题上与中国对抗的心理上升，可能对“10＋3”持更加消极的态度。虽然日本新首相福田康夫奉行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但日本出于国家根本利益和对中国主导“10＋3”进程的担心，仍会坚持以“10＋6”取代“10＋3”，试图以“10＋6”压制中国并重新巩固日本在地区合作上的主导权。基于这一考虑，日方主张把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拉入东亚合作。日方此举可能为中国未来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提出新的挑战。
第四，印澳对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可能产生更强的竞争心理，导致其与美日合作时针对中国的一面增强。自2005年成功“挤入”东亚峰会后，印方曾多次表露“不能容忍被边缘化”、“要发挥实质性作用”的立场。澳方也与东盟就加强气候变化、环保、交通、能源、海关和出入境检疫合作达成共识，并与日印积极协调立场。2007年，印度和澳大利亚均参加了与美日举行的四方战略安全对话会与联合演习，不排除这些举措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
第五，东盟推行的大国平衡战略，对中国战略利益具有正反两方面影响。随着中国在全球及亚太地缘政治重要性的大幅上升，东盟各国的心态复杂，对华地缘战略不同程度地显露两重性：一方面视中国为发展机遇，具有与中国发展关系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强大怀有戒心，一些东盟国家与中国还存在领土、领海之争。为此，东盟国家大多力求在中、美、日、俄、印、澳之间搞等距离外交，始终不放弃借美日力量制衡中国的战略考虑。东盟游走于大国之间，防止任一大国主导地区事务，此举即为典型的大国平衡战略。但这也可能加剧大国对东盟的不满及大国间的矛盾，对此中国应谨慎应对，防止大国竞争的不利因素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