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书写区域合作新篇章。“一带一路”主要包括中亚、南亚和东南亚，也向西亚、欧洲、非洲延伸，这是一个致力于经贸人文合作的开放、包容、可延展的平台，并非某种机制，合作方式主要以项目驱动，灵活务实。中国在发展与中亚国家关系时强调坚持“三不”政策，即绝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中国坚定支持东盟的发展壮大，坚定支持东盟推进共同体及一体化进程，坚定支持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
“一带一路”与“一陆一海”相得益彰。2014年1月，习近平在会见来华出席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第三轮战略对话的海合会代表团时表示，“中方愿同海方共同努力，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14]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还可以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等构想联系起来，所覆盖区域人口众多、自然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将中亚、南亚与东亚经济板块连接起来，辐射作用不可低估。而中国正是连接这“一带一路”的枢纽和桥梁，中亚国家也可借力中国，扩大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东南亚国家也可借助中国拓展与中亚国家的合作。201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扩大开放的新窗口，是提升中国与周边互利共赢合作关系的着力点。
（四）完善体制，提升效率
中国外交正处于大发展、大提升阶段，迫切需要体制机制的有力保障。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将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2014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设置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21世纪的重大课题，中国快速发展的同时，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越来越复杂，而且内外联动、传导性空前突出。因此，必须树立统合内外的“大安全”概念，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当其时。国安会的成立将有力地整合最优资源，优化决策效率，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大博弈中占据主动。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了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确立了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和总体布局，统合思想认识，明确了周边外交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为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新型关系指明了方向，为周边外交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习近平在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他还强调：“要着力维护周边和平稳定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15] 国安会的建立与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的成功召开，将为中国周边外交注入新的更大动力，也为中国周边外交提供了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其实，周边关系并非孤立的板块，在全球化的今天，要处理好周边关系，就必须着眼全世界，需要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等各项能力。国安会的设立还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针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以及中国周边外交的需要，在外交布局上采取的重大行动。
中方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合作安全，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与有关各方的合作机制，增进互信。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与成员国的安全合作一直是推进该组织发展的支柱之一，特别是在联合打击“三股势力”上合作成效显著。尽管如此，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也在与时俱进，着力弥补安全短板。相对于经济合作而言，中国与周边的安全合作滞后，未来中国与周边的军事交流将进一步增加，充实交流的含金量。中国周边自然灾害频发，国际社会希望中国军队更多地加入到救灾和人道援助的工作中去，这将是中国军队展示形象、发挥积极作用的机遇，也有利于消除周边对中国军力发展的疑虑。
三、排除干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当前中国周边形势呈现“陆稳海乱”的态势，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及南亚国家关系发展势头强劲，即使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多数国家的关系也保持稳定友好的发展态势。在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问题上，中国主张搁置争议、共同开发，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反对制造紧张和冲突。然而，近年来，中国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受到个别国家挑衅。在未来一段时期，影响中国周边稳定的几大因素包括：美国再平衡、日本右翼化、朝鲜半岛形势、南海以及后撤军时代的阿富汗局势等。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目标能否顺利推进，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各种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矛盾。
（一）重塑西太平洋地区秩序
要做好周边外交工作，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美国。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驻军，在关岛还有军事基地。西太平洋地区多种力量交汇，竞相博弈，地区秩序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而美国推进“再平衡”战略是该地区秩序变化的催化剂。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力推“重返”亚洲战略，企图进一步拉近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牵制中国。事实上，自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以来，亚太地区就树欲静而风不止。一些国家借机滋事，在南海、东海挑起事端，而美国的偏袒言行，使之更加猖狂，自认为美国会为其火中取栗；同时，美国也面临被盟友绑架的风险。未来，中美如何就西太平洋地区秩序取得新的共识至关重要。然而，美方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看待西太平洋的视角还停留在20世纪，因此顾此失彼，抱残守缺。中美元首在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同意致力于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正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只有遵循这一原则共识，相互照顾彼此关切和利益，中美才能共同有效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二）遏制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言行
日本右翼旨在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言行大行其道，已成为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安倍内阁推行以华为敌、以邻为壑的政策，伺机突破“战后体制”的束缚。安倍所称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实质就是要发挥更大的军事作用，因此要加紧推进修宪扩军，在实现法律修宪之前通过“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此，安倍需要保持钓鱼岛地区局势的紧张，把中国描述为“威胁”，以便为其上述目标的推进增加合理性。可见，安倍右翼政府刻意关闭与中国和平谈判解决钓鱼岛争端的大门，其蓄意挑衅是长期的。不仅如此，安倍还不顾国内外反对，悍然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此举遭到中国韩国坚决反对、俄罗斯不满、美国“失望”、欧洲“遗憾”，陷入孤立。
中国对日本向来采取二分法，即将少数军国主义、右翼与广大日本民众区别开。然而，有种看法认为，中国“误读日本”，因为安倍的支持率居高不下，说明右翼并非一小撮，而是整个日本社会在向右转。也有人指责中国揪住历史问题不放，认为二战已经过去几十年了，现在日本的年轻人认为那是遥远的事，为何要为父辈的错误担责？这恰恰说明日本历史教育的失败，没能把负责任的历史观诚实地传递给日本的下一代。其结果是上至日本政坛人物、下至日本社会某些行业领袖，对历史问题信口雌黄，不顾事实，否认侵略，美化战争，企图逃脱责任。近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新任会长籾井胜人在涉慰安妇问题上爆出不当言论，该会的经营委员百田尚树否认“南京大屠杀”等，试图抹杀、掩盖、歪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是对国际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与日本领导人开历史倒车的错误行径一脉相承。日方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才能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当前，中日关系处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日本领导人的民粹主义言论只能强化日本的自我孤立。中国全国人大外委会主任委员傅莹指出，“日本的历史教育是失败的，使战后出生的日本领导人对历史持有如此缺乏良知的态度。只要日本政府不能切实承认和面对侵略历史，不能真诚地与受害邻国人民达成真正和解，日本就很难卸下历史包袱，成为亚洲建设性的一员。”
美国视美日同盟为东亚安全的“基石”，企图利用日本承担一部分牵制中国的责任。然而，自民党在历史问题、寻求修改和平宪法上的一系列右翼言行，引发亚洲邻国和国内有识之士的抗议和忧虑，其中也不乏针对美国的成分。事实上，美国也清楚日本右翼对美国并不信任，右翼势力坐大对美国未必有利。美国对日本右翼的修正主义言行是纵容还是约束，是检验美国如何在东亚地区发挥建设性作用的标尺。中国应敦促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
（三）半岛无核化与和平缺一不可
中国是朝鲜半岛近邻，在朝鲜半岛有重大利益关切。中国周边的核环境恐怕是所有大国之中最差的，既有被《核不扩散条约》承认的核国家，还有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也有完全具备生产核武器能力、目前尚未拥核的国家。因此，半岛任何一方的核开发，均不利于中国营造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努力目标。中国将与国际社会一道，阻止这样的事发生。2013年初，朝鲜半岛形势剑拔弩张之时，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16] 王毅在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电话中表示，我们反对任何一方在这一地区的挑衅言行，不允许在中国的家门口生事。
在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上，中国与各方共同努力，缓解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2014年，中国正与有关各方积极沟通，酝酿新的倡议，为推动早日重启六方会谈而努力。王毅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务卿克里时说：“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就是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坚持以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我们绝不允许半岛生乱生战。中方的态度是严肃认真的，我们不仅这样说，也这样做。当务之急是抓住时机，尽早恢复对话。”[17] 总之，半岛的无核化与和平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应以一揽子方案加以解决，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将半岛的和平发展纳入不可逆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