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强部际统筹，谋划整合型周边经济战略
由于涉及经济和外交，且经济政策的制定分属不同部委，因而在推进周边经济外交过程中的部际协调难以避免。
其一是外交部门和经济部门之间的协调。总体上，在强调以国内经济发展为国家战略优先目标的时代，“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5] 在这种大方针下，经济外交的侧重点在于经济，以政促经。外交部门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工作，通过推进政治关系来扩大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为国内经济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6]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种努力的作用更为突出。
周边外交中的经济政策主要由贸易、投资、货币、金融、能源、援助、农业合作以及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等方面构成。[7]这些重要经济政策均由相应的主管经济部委制定，如周边贸易政策和对周边援助政策由商务部主管，货币政策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制定，金融政策主要由财政部主导，能源政策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8]而外交部门不是上述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当然，在某些对外经济政策制定问题上，中国已建立了相应的部际协调机制，例如在外援政策上，2008年，商务部就会同外交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机构，正式成立对外援助部际联席机制；2011年，部际联席机制升级为部际协调机制。[9]借由这些协调机制，外交部门也能参与其中，但职能为参与讨论和协商，不发挥主导作用。目前，经济部委仍拥有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是经济外交政策主要制定者，若其更多地从经济角度看待经济外交，可能会忽略周边经济政策的政治或者安全外溢性，包括可能的机遇以及挑战。
其二是经济部委之间的协调。经济外交的政策制定往往牵涉到各个经济部委，而不同的经济部委分工、职责和功能各不相同，因而在推进某一具体经济政策方面的步调不尽相同。因此，除了外交部门和经济部委之间的协调外，同样需要在经济部委之间加以协调。以目前周边外交中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这一重要战略抓手为例，跨境铁路或公路的规划建设涉及了交通运输部、发改委和商务部等部委。这些部委从本部门的权责出发，分头管理，共同参与跨境交通项目的最终决定。对周边国家的重大投资项目，也涉及到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以及国资委等不同经济部委。同一经济政策的决策分散于不同经济部委间，加之各部委有着不同的政策思路，可能会制约经济政策制定的效率和效果。
不同部委分管不同经济政策的制定是历史形成的现实结果，也是政策制定专业化的客观要求。但在周边外交大战略下，这种决策分工可能存在较大问题：效率低下是其一，最为严重的是周边经济政策无法为实现周边外交这一战略目标服务，可能出现过于重视经济利益而忽视国家外交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现象。经济外交片面强调发展利益，计较贸易或项目投资的收益得失，而忽略长期收益和战略收益。外交和安全部门所重视的以确保国家领土完整为诉求的主权利益、以维护周边地区稳定为指向的安全利益以及以扩大周边影响为核心的权力利益难以在经济政策中得到体现。经济政策和外交目标之间存在脱节，使外交目标难以在经济政策中体现，无法获得最需要的经济资源支撑，经济政策也无法产生更为积极的外交效果；在周边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义”、“利”关系正确处理上也可能存在问题。[10]
以中央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为指导，在新时期的周边外交中，中国要更加突出外交的重要性，要以全面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战略目标，把维护周边和平稳定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形成中国与周边的命运共同体。[11]在周边外交的框架内，外交工作为国内经济发展服务的同时，经济政策也要为外交决策服务。要更为重视“以经促政”，使经济资源成为提升中国在周边政治和安全影响力的重要物质保障。外交部在对周边经济政策制定中话语权不足的现状需要改善，可适当突出其地位，发挥其自身特色和优势，给周边经济外交注入更多的外交思维。[12]外交部也要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研究，强化自身的能力建设和人才建设。[13]
经济与外交部门之间关系的协调以及各经济部委之间关系的处理，主要思路应着眼于整合和管理周边外交过程中所需要的经济资源，避免经济资源的部门化、分割化和碎片化影响整体周边外交的推进。实现目标相近、利益相融和机制相配的周边经济外交政策，关键是要发挥党管外交的制度优势，在更高层面加强集中统一，密切主要分管领导间的沟通，增加相关部委之间的人事交流，完善部际协调机制，更加重视外交部门的作用，安排好外交部门和经济部委以及各经济部委之间的权责范围，统筹国家主权利益、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部际统筹的根本目标是要确保有关部门能够超越部门利益，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大外交，努力促成外交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共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