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年）在其著作《海权论》中明确提出“海权”（Sea power）这一词。④他强调指出：“海权即凭借海洋或者通过海洋能够使一个民族成为伟大民族的一切东西。”⑤马汉在其军事战略名著《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海军战略》中进一步阐释了“海权六要素”：一是地理位置，即海权国家应具有靠近主要贸易航道并拥有良好港口、海军基地的地理优势；二是自然结构，即国家疆界和海岸线形状有利于向海洋与外界发展；三是领土大小，这必须同人口、资源诸因素相配合；四是人口数量，即在国家人口数量中直接或间接参与海洋活动的人数应占相当大比例；五是民族性格，即植根于海外商贸基础的民族愿望和冒险精神；六是政府政策，即政府必须在和平时期推行发动海洋事业政策，在战时必须以强大的海军实现制海权。此外，马汉还认为要拥有海权就必须发展强大的海军，并拥有在海外取得补给的基地。显而易见，马汉的海权论是一种商业贸易与海上力量互动发展的战略思维，它不仅指出了海权的战略目的就是制海，而且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崛起和国运兴衰的思想观念。正如他在《海军战略》中所强调的：“获得海权或控制了海上要冲的国家，就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⑥
马汉之后，在现代历史的发展中，各国军事家、政治家又对现代海权思想有了新的系统阐论。如以海权资源、海洋战略、海洋能力等为战略切入点而形成的现代海权思想，以及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洋权利（Sea right）与海上力量（Sea power）的统一之观点，等等。中国学者也提出了海洋军事力量、海上实力、海洋开发和海洋法制等构成现代海权的四要素。⑦
因此，从世界历史发展而论，海权观不仅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民族性，而且还同特定条件下的地缘政治、商业贸易、利益关系等紧密相关。而以控制海洋为手段，进而实现国家强大为目标的海权理论，是任何一个伟大的国家所不得不选择的战略理论。
郑和下西洋：中国海权意识的觉醒
若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海权意识或海洋战略来考量分析，中国先秦三代至元朝时期尚无出现这种意识和战略。尽管在元代之前的中国历史也能找到海洋文化元素与活动，但这不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主流，因而也没有产生西方的海权战略思想。究其原因：一是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酿成民族性格中的内向封闭型心态，缺乏向外开拓的冲动欲望和冒险精神；二是社会核心价值观是反映农业社会利益的儒家文化；三是古代中国海岸的地理政治布局特点是单一的主权制度，这同地中海等海域的竞争性、多中心的政治形势以及经济具有互补性的地理格局迥然相异；四是在地缘政治上，中国政权自古以来受到的威胁、压力或挑战，皆来自于西北内陆游牧民族的侵掠，而向东南海洋进军缺少刺激与动力。
元明之际，中国海权意识和观念开始发育、发展，究其原因：一是广州通往欧亚各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唐代之前，中国没有设置专门的航海贸易管理机构，而海上丝路贸易的发展形势，促使唐朝于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与诸国交易，广州成为“异域殊乡，往来辐湊，金贝惟错，齿革实繁”之地。⑧宋元时期，海上丝路贸易进一步发展，造船业、航运业发达，说明中国已有对海外商业贸易的需求。据记载，元代在1274～1292年间六次大造海船，能详细查明的船只数目就达9900艘。摩洛哥人伊本巴都他曾在《伊本巴都他游记》中记载，元朝的大海船张12帆，分4层供随船客商居住装货；每船有水手600人、护航兵士400人；每船设大橹20支，长约与桅高相等，需用10至30人推摇。⑨二是元蒙时期对欧亚的扩张战略，已使中国不仅仅在政治军事方面，而且在经济文化上开始具有对外开拓发展的宽阔视野。尤其是元军在两次东征日本，南攻占城、安南、爪哇，经略琉球等海上军事活动中对海权意识有了新的认识。故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的海权战略既是建立在这一社会基础上，又是建立在“海外重大利益地区”之上的，从而掀开了中国历史上最耀眼夺目之海权历史的光辉篇章。
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共经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达东非索马里、肯尼亚以及波斯湾等地，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之盛举。郑和“无敌舰队”的战略目的究竟是什么？学术界依据《明史·郑和传》等有关下西洋史料，主要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耀兵异域”；“踪迹建文”；牵制帖术耳帝国；建立回教同盟；发展朝贡贸易；震慑倭寇；“取宝”；等等。从现存的中外史料分析，从“海权六要素”考量，比照马汉的海权论，明代郑和下西洋不仅反映明朝的政治军事目的，而且从其海洋活动的战略实施而论，也是中国历史上海权意识的觉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