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经济上而论，自唐宋元以来的社会经济和海上丝路发展，对外贸易已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明初因征战连年，国帑空虚、民生凋敝，故向海外发展贸易已是国家财政重要策略。明代《殊域周咨录》卷九“佛郎机”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迭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府库，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20“海外诸蕃”条记载，宣德后诸番来市，“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故明初开展的海外朝贡贸易虽属“官方贸易”，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需求。正如国外学者评价：“朝贡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以商业贸易行为进行的活动，也就是说，因朝贡关系而使得以朝贡贸易关系为基础的贸易网络得以形成。”⑩
其次，从军事战略而论，郑和下西洋证明了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具有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当代一名美国海军将领曾言，“所谓战略，就是利用能够获得的资源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计划”。中国古代大规模海防建设始于明代初期，其东南沿海卫所制共建有58个卫、105个所、353个巡检司。其重要动因，一是来之于海上压力——“倭寇”；二是“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三是明成祖欲“居中夏而治四方”。以郑和七下西洋为典型案例分析，可见明代的海权意识极具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一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强大舰队每次都有200多艘各种船舰和27000多名士兵等组成。其规模、编队、武备在当时无与伦比。这成为有效保障明代中国海外权益的坚强实力。明代海洋活动不仅限于郑和，从《明实录》的记载统计，仅永乐元年至十七年，官府修建的海船就有2718艘之多；像郑和多次统帅舰队出使西洋的使者还有王景弘、杨敏等10余人。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至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二是从战略上配合陆军讨伐安南，制止黎氏政权对邻国奉行的侵略扩张政策。三是经旧港之役、锡兰山之役、苏门答剌之役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从而清除海盗、讨伐敌对势力、平定外乱、调解国际争端、以武力威慑解决各种矛盾与冲突、扶植亲明政权，保障海上朝贡贸易通道，维护东南亚诸国秩序的稳定。四是在旧港设立宣慰使司（如同明代西南地区土官职制），在海上交通咽喉苏门答剌设立“官厂”储备物资，在南洋与印度洋要冲满剌加建立石城，盖造仓库以作中转补给，作为舰队横渡印度洋的基地。这一系列的海军活动，不仅说明了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能力，而且也证明明朝海军行动的实施所具有的海权战略价值和意义。
再次，从政治外交而论，郑和下西洋的海权战略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明朝的国际威望，而且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权。据《明实录》记载，洪武至正统（1369～1449年）的80年间，亚非国家（日本、朝鲜未计）对华派使节共约694次之多；其中以郑和下西洋间的永乐朝为最盛，仅21年间约来使318次（平均每年约15次）。而仅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忽鲁谟斯等国来中国的使臣达1200人，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庭”。
最后，从历史意义而论，郑和下西洋不仅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他的海权观念和意识影响深远。郑和的随员马欢著《瀛涯胜览》、巩珍著《西洋番国志》、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郑和航海行程记录《郑和航海图》等均记载了船队所至各国情况，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知识。而且郑和下西洋的海权观念影响到明中后期的海防思想，使朝野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国家安危，如胡宗宪的《筹海图编》、郑若曾等的《万里海防图论》、王在晋的《海防纂要》等著作中的思想观念也受郑和海防观念的影响。明宣宗时的重臣杨溥曾主张海防应“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这与马汉《国家海军战略》中提出的“所应再三致意者，一国以其海岸线而言，虽处守势，而其舰队之效用，都应采取攻势”，有异曲同工、不谋而合之妙。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启示与思考
下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