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不能抽象地如诺斯所说代议制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一样，简单地把经济问题归结为民主制度也不对。然而，如果深入到民主印度的内部，就特别能理解印度式民主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了，就不会再相信“民主是印度最大的福利”之类的神话了。要知道，印度的代议制民主不是英国的代议制民主，也不是美国的代议制民主。对于印度政治体制的问题，黄亚生教授也承认，只不过因信仰的“遗漏偏差”而轻描淡写，而且前景还很难乐观。他这样说：
多年来，印度政治体制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少数城市精英垄断了政府决策过程。这是由印度广大农村地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封建制度统治的原因所导致的。民主制度现在也被引入印度农村地区。这个进程的起步也是在印度经济起飞的时代实施的。1992年，印度通过修改宪法和推广乡村自治的方式推进了“草根”民主，也就是“五人长老会”，即由五位高级种姓的村社长者组成一个乡村自治性质的治理机构。在不远的将来，这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将极大地提高印度政治治理的质量，帮助印度克服腐败。
难道印度的政治问题真的就这么简单？既然黄亚生教授10年来一以贯之地迷信印度民主之于经济增长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多谈谈印度民主。③
笔者曾这样说过，正如存在过经济学上的“印度式增长”一样，政治学上也应该有一个“印度式民主”，“印度式民主”就是有结社—表达自由而无决策—执行权威，结果是无效的治理。“印度式民主”应该和“无效的民主”划等号。那么，印度的“无效的民主”是怎么形成的？印度的无效治理根源于其“印度民情的公民社会”。印度特色的公民社会即建立在族群之上的政党组织非常发达，族群性政党组织就是构成印度公民社会的基本单元。这就是印度的“民情”。这也就意味着，印度的公民社会必然呈现分裂的碎片化特征。
统计印度到底有多少政党是一个数学难题，大概应在2000个以上。在2009年全国选举中，参加选举的政党数有1000多个，创历史最高记录，其中全国性政党只有6个，邦一级的42个，其他则均为地方性族群政党。在参加选举的1000多个政党中，绝大多数政党的执政纲领都是族群利益，是典型的族群型政党。因为政党的族群性和小范围的地方性，影响力往往只限于范围有限的地区。
族群政党与选民之间是典型的恩主庇护关系。庇护主义是一种将国家与社会联系起来的政治关系，其核心含义是统治集团或精英通过为特定社会阶层提供好处的办法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忠诚或默认。这种“民情”下的治理绩效如何呢？笔者归纳出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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