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乌克兰动荡的国内局势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前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议会解除总统职务，国家政治格局被迫再次面临重组。新组建的临时政府极力“向西”，而历史上原属于苏联的克里米亚实现“历史的回归”，重新纳入俄罗斯的版图。美国、欧盟、俄罗斯三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政治角力正愈演愈烈，内战甚至是分裂的阴影仍然像魔咒般笼罩在乌克兰上空。自苏联解体之后，政局混乱、经济衰败、社会和民族分裂等一系列问题便成为困扰乌克兰的西化、民主化之殇。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乌克兰今天的乱局？未来的乌克兰究竟应该去向何方？这些都成了已经背负沉重包袱的乌克兰难以回避的政治难题。
西化道路上的民主迷失：乌克兰最大的转型之殇
在俄语中，“乌克兰”一词有“在边缘”、“边沿地带”的意思。近代以来，乌克兰的立国之路一直都是历尽曲折，命途多舛。“在漫长的数百年时间里，乌克兰人作为一个民族，顽强而艰难地书写着自己的历史。然而，乌克兰此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而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①直到苏联解体前后的1991年，乌克兰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独立之初，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踌躇满志，梦想着自此能够迅速摆脱经济危机，挤进民主、文明、富强的“欧洲大家庭”。然而，20多年过去了，乌克兰却几乎沦落到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程度“垫底”的境地。2012年乌克兰的实际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69.5%。如果考虑人口逐年减少的影响，人均实际GDP为30953格里夫纳，仅为波兰的1/4，相当于1990年的81.1%。②回顾乌克兰20多年的转型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西化之路上的民主迷失无疑是困扰乌克兰最大的转型之殇。
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正式宣布独立。在欧美等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和改革“指导”等“画饼”的诱惑下，乌克兰盲目地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西化”改革。激进的市场化政策得以强力推行，西式“三权分立”原则和议会民主制被强行移植入本国政体。这些非但没有在乌克兰“生根发芽”，反而成了引发随后20多年持续性政局动荡和经济衰败的“定时炸弹”。“由于缺乏明确的经济目标和战略，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仅仅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并未收到应有的效果。”③因此，独立之初的乌克兰不仅没有实现经济的迅速繁荣，反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在内忧外患的冲击之下，克拉夫丘克在1994年的总统选举中黯然下台，让位于高举“改革”大旗的库奇马。库奇马上台后，力主推进国家权力结构改革，不断加强总统职权。1995年5月，《乌克兰国家政权和地方自治法》在议会获得通过，它“不仅改变了宪法关于总统与议会联合组织政府的规定，将组织政府和行政权力全部转移到总统手中，而且加强了对地方政权机构的领导，形成了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垂直行政权力体系”。④经济方面，库奇马政府纠正了克拉夫丘克时期的一些政策失误，经济危机有所缓和，恶性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抑制，经济发展步入相对稳定的时期。然而，对国家政治制度的“矫枉过正”并没有从根本上使乌克兰走上有序和稳定的正常发展轨道。空前强化总统权力的总统议会制虽然暂时得以推行，但总统与议会及其内部各党派之间的矛盾却变得日益尖锐化。在库奇马执政时期，乌克兰各项经济和社会改革进展缓慢，腐败程度进一步加深，地区、民族矛盾不断积累发酵，这些都为后来乌克兰走上激进的“颜色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2004年底，乌克兰爆发了轰动世界的“橙色革命”。在这场以总统选举中的舞弊问题为导火索的政变运动中，尤先科最终战胜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成功当选乌克兰总统。当选后的尤先科迫于来自国内外的压力，对国家权力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根据2004年12月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自2006年1月1日起，乌克兰由总统议会制转变为独立之初的议会总统制，政府由对总统负责转为对议会负责。虽然仍是国家元首，但总统的实际权力已被大幅削弱。但是，这一权力分配结构改革仍未能从根本上化解政府与总统之间的矛盾。当总统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频繁更换总理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而在议会内部，支持总统和总理的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斗争也在不断加剧。由此，总统、政府和议会之间无休止的斗争伴随着尤先科政权的始终。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利用尤先科和季莫申科两派势力分裂的契机，亚努科维奇顺利当选总统。亚努科维奇执政后，废除了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乌克兰的政体又改回总统议会制，总统的权力重新得到了加强。然而，2013年底，以亚努科维奇放弃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为导火索，反对派势力在全国迅速掀起要求亚努科维奇下台的浪潮。对示威游行处置失当的亚努科维奇被迫与反对派妥协，并最终被议会驱赶下台。2014年2月21日，乌克兰议会投票通过决议，恢复2004年宪法，这标志着议会和政府的权力重新得到扩大，总统权力则再次受到削弱，乌克兰重回议会总统制的改革起点。
针对国家权力分配和制衡制度的改革从未停止，始终是乌克兰国内政治斗争的核心议题。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乌克兰并未在该问题上实现质的突破，各派势力在改革问题上陷入了“进一步，退两步”的怪圈。笔者认为，从事物内外因的辩证关系来看，由制度失范而导致的“政治无序化”无疑是乌克兰政局长期持续动荡的根本原因。历史地看，这种制度性缺陷也正是乌克兰独立20多年来盲目推行西化道路以致最终陷入民主迷失的必然结果。
乌克兰政治传统的深刻弊病
自苏联解体以来，脱胎于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的乌克兰，在国家认同上长期难以达成共识。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乌克兰饱受外族欺凌，国土长期被分割统治。正是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乌克兰传统上的“东西”之争。根据1989年的统计数据，“乌克兰总人口为5170.7万人，其中乌克兰人占72.7％，俄罗斯人占22.1％”。⑤近年来，虽然乌克兰族人口比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俄罗斯族仍旧占据较大比重，尤其是在南部的克里米亚地区，俄罗斯族的比重更是超过一半。从族群分布情况来看，乌克兰族主要分布于西部地区，俄罗斯族则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从民族归属感上看，“历史上由于长期处于俄国和苏联管辖之外，西乌克兰人要求建立独立乌克兰国家的愿望更强。乌克兰西部地区成为历史上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活动区域，与较早并入俄国的东部和南部相比，表现出更多的亲西方特性。”⑥独立以来，虽然东西乌克兰之间在维护国家统一问题上持相近立场，但由于语言、宗教信仰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东西两地区之间的分歧有逐渐扩大的趋势。1992年，作为乌克兰自治共和国的克里米亚就曾以议会决议的方式宣布脱离乌克兰，重新并入俄罗斯联邦。“独立以来，乌克兰历届政府为消除区域发展之间的失衡和减少族群关系中的不和谐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部之间的差异，以及族群之间的隔阂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改变。”⑦可以说，在独立后的乌克兰，这种由族群差异而导致的“东西”之争在历次政治纷争中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而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的严重缺失，也是乌克兰始终难以克服的转型障碍。独立之初，在尚未充分考虑本国国情的背景下，急于摆脱旧体制束缚的乌克兰便迈出了民主化的步伐。可以说，乌克兰独立以来的20多年，也是西式民主大行其道的20多年。然而，历史却已经充分证明，在乌克兰，西式民主所标榜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美好愿景只是一幕幕虚假的民主化幻影。在历尽“民主”洗礼后的今天，乌克兰人不得不无奈且辛酸地承认：民主并不是一剂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名义上的西式民主带來的不是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富足，更不是国家的稳定与繁荣，而只是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与社会动荡。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国家内部的民主迷失无疑是造成今天乌克兰陷入转型陷阱的根本原因。
苏联解体之后，陷入西式民主化歧途的乌克兰非但没有摆脱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迷惘，反而陷入一轮又一轮的政治动荡，患上了严重的苏联解体“后遗症”。独立之初，乌克兰在国家道路的选择和国家政治建设方面一时陷入制度的真空期。于是，在“逃离”苏联、“拥抱”西方的口号之下，乌克兰几乎将美式的议会民主制全盘照抄。在乌克兰大多数政治精英看来，美国的两党制和三权分立无疑是实现政治稳定和国家繁荣的必然选择。然而，事实证明，美式民主在乌克兰遭遇到严重的“水土不服”。理想中的西式政党模式在实践中演化为少数寡头之间的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三权分立”的制衡原则也在强权政治和腐败横行中变得形同虚设。以宪法为例，乌克兰1991年独立，由于来不及制定新宪法，因而仍沿用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直到1996年6月28日，乌克兰才颁布了第一部正式宪法。但在2004年的“橙色革命”中，1996年宪法又被以修正案的形式推翻。而在2010年亚努科维奇当选总统后，2004年宪法修正案又被废除。2014年2月21日，2004宪法再度被恢复。短短十几年间，作为国家根本制度框架的宪法已经历了数次反复，完全沦为了政治寡头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治工具。
2004年，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对此，国际上一些政治势力无不感到欢呼雀跃、欣喜若狂，以为这是继冷战结束后国际民主化的“第四波”。然而，没过多久，当“颜色革命”的狂热褪去之后，一切又都复归了原形：宪法继续形同虚设，议会、政党和总统之间纷争不断，掌控国家的寡头们在不同政治势力的支持下继续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闹剧。在独立后的乌克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大权依旧掌握在少数几个寡头手中。他们或在幕后扶植代理人，操纵议会和总统选举，或凭借雄厚的资本实力，直接参与竞选。以近期重新复出的季莫申科为例，被称为“天然气公主”的她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乌克兰私有化浪潮时期就通过成立石油公司赚取巨额利润。1996年，季莫申科又成立了“乌克兰联合能源系统”公司并出任总裁，该公司是乌克兰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主要经营商。在寡头横行的乌克兰，自上而下的腐败已经达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根据“透明国际”2013年公布的世界廉洁指数，在总分为100分的测评中，乌克兰仅得到25分，在参评的177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144位，连续多年被评为“严重腐败”国家。⑧长期腐败得不到有效遏制，社会经济日益凋敝，广大普通民众的生活境况长期得不到改善，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一触即发。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之中，正是因为亚努科维奇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才引发了来自西部的亲欧洲民众强烈的反对浪潮，并最终导致了亚努科维奇的下台。而早在三年前的2011年，时任总统的亚努科维奇以季莫申科涉嫌在2009年越权同俄罗斯签署天然气购销合同为由判处其7年有期徒刑。可以说，自“橙色革命”以来，乌克兰政局已经演变为尤先科、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三人你争我夺的角力场。期间，一场场翻云覆雨式的“政治清算”无一例外都打着“民主”与“法律”的旗号。乌克兰与其说是“民主化”，不如说是政治商业化、市场化、帮派化、地区化；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对抗政治、帮派争斗、清算政治和复仇文化。
与其说美国在输出“民主”，不如说在输出“动乱”
苏联时期，乌克兰一向以工业基础雄厚和制造业发达著称，经济发展水平位居15个加盟共和国前列。苏联解体20多年了，乌克兰是所有独立国家中经济水平下降幅度最大的，至今仍没有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经济深陷谷底，政治动荡不已，除政治人物治国无方、缺乏责任之外，西方大国难辞其咎。自冷战结束以来，包括乌克兰在内的独联体地区就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关注对象。因此，无论是前几年的“颜色革命”，还是此次“街头暴力”、“广场暴动”，都不乏西方大国和“民主谋士”们策划、煽动的影子。针对当前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12日在白宫会晤乌克兰临时总理亚采纽克时，再次警告俄罗斯不要干涉乌克兰“内政”，并强调美国“将与乌克兰站在一起”。⑨克里米亚公投后，奥巴马则强调，克里米亚公投是在俄罗斯军事干预的“胁迫”下举行，违反乌克兰宪法，“美国绝不会承认公投结果”。奥巴马表示，俄罗斯的行为破坏了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在欧盟伙伴的协调下，我们准备让俄罗斯为其行为付出更高代价”。但是，在表态坚决支持乌克兰的同时，奥巴马也“呼吁乌俄两国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纷争”。与2004年大力支持“橙色革命”有所不同，美国的上述表态反映了其在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地缘格局和本国战略利益时的一种调整。
实际上，苏联解体后，美国虽然“没有一项明确阐述的统一的和始终如一的对独联体政策，但历史地看，美国对独联体政策的总体脉络却是十分清晰的”。⑩对于美国而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输出美式民主和自由，始终是其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而言，向这些国家输入美式的民主制度和价值观念，促成“颜色革命”并建立亲美反俄政权，自然成为美国对独联体民主输出战略的重要目标。库奇马上台之后，推行更加西化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美国也由此开始加大了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力度。而在“橙色革命”之前，鉴于俄罗斯在乌克兰所具有的传统意义上的影响力，美国虽然也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不断加强对乌克兰的渗透力度，但一直未能打破俄罗斯在乌克兰长期保持的相对优势。直到2004年，在美国的积极鼓动之下，乌克兰爆发了“橙色革命”，亲美的尤先科最终当选总统，这也标志着美国对乌克兰的民主输出战略取得了“重大进展”。
从实施手段和方式上看，美国对乌克兰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的手段是多样的，总体而言，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首先，通过经济援助等利益手段不断促使乌克兰进行所谓的“民主改造”。在与独联体各国的交往中，美国往往将自身的西式民主树立为独联体国家民主化改革的终极目标。同时，充分利用乌克兰等独联体国家经济普遍落后的弱点，向这些国家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以此来促进它们在与俄罗斯逐渐疏远的同时与美国建立起紧密联系。冷战结束以来，为了在独联体国家中树立“民主样板”并达到反制俄罗斯的目的，乌克兰一直是美国最大的经济受援国之一。在此次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了帮助乌克兰应对“俄罗斯出于政治动机而采取的贸易行动”，奥巴马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并推动国会批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0年份额改革方案，为乌克兰争取更多IMF贷款。
其次，通过培养和扶植亲美反俄的反对派领导人，寻求从内部瓦解并控制乌克兰。例如，尤先科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最为倚重的反对派领导人之一。早在1999年，尤先科就曾出任乌克兰政府总理。尽管标榜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但尤先科却一直将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巩固西式的价值观念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据美国媒体报道，在“橙色革命”前后的两年时间里，美国政府一共向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至少6500万美元的政治献金资助。这些资金除了为尤先科与美国领导人会面提供方便之外，还用于支付总统大选前后的各项政治开销。而尤先科的妻子卡捷琳娜在2004年放弃美国国籍之前，曾在美国国务院供职长达6年。除尤先科之外，刚刚被释放出狱的季莫申科也一直是美国扶持的重要对象。在过去的10年间，亲美的季莫申科和尤先科与亲俄罗斯的亚努科维奇三人之间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与清算，正是乌克兰政局混乱、民不聊生最真实的写照。
再次，通过各种非政府组织不断向乌克兰进行民主渗透。在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中，以成立于1983年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最具影响力。该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实际上，除了一小部分民间捐助，该基金会绝大部分的经费都来自美国国会通过国务院进行的年度拨款。
最后，通过扶植各种“自由媒体”来进行思想舆论渗透。一方面，通过长期灌输，促使广大民众从思想上接受美式自由民主理念，彻底瓦解乌克兰民众针对西方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在总统和议会选举等关键时期，利用媒体来诱导舆论支持亲美的反对派势力，肆意攻击竞争对手。
总之，在冷战结束后的独联体地区，虽然始终标榜“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然而，在揭开美国全球民主输出战略的表象之后，暴露的则是其赤裸裸的全球地缘战略企图。从本质上而言，乌克兰不过是美国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一颗棋子。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的旗号，向乌克兰输出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而仅仅是导致无休止的混乱与无序的劣质民主。
略
The Pain of Ukrainian Transformation: Lost on the Road to Western Democracy
Zhang Shuhua Zhao Weitao
Abstract: Political disorder caused by "institutional anomie" is undoubtedly the fundamental reason for the long-standing political turmoil in Ukraine. Historically, this kind of institutional defect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as Ukraine has blindly adopted a Westernization road and eventually become lost in democracy since its independence more than twenty years ago. Under the banner of democracy, the US-led Western countries only exported inferior democracy to Ukraine, which resulted in endless unrest and disorder there. In the face of the domestic trouble and foreign pressure, if various parties concerned in Ukraine still fail to reach a consensus as soon as possible over fundamental issues such as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path of development and continue to be sinking in the mire of partisan, national and regional conflicts and struggle to coordinate the interests of financial magnates, oligarchs and political parties, it will be impossible for Ukraine to completely shake off the shackles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between great powers, escape the "periodic" political unrest, or change its marginal existence status.
Keywords: Ukraine, political disorder, Westernization, lost in democra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