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由于我们过去过分地注重GDP的增长，过分地强调投资，也就带来了一些负作用：
1、投资里有水分。投资里水分有三种：第一种是有害的，豆腐渣工程，建的时候有GDP，垮的时候你再修它还有GDP，这个GDP不是有害的吗？第二种是无效的，建的时候是GDP，建成以后不能投产了，不能投产就不能继续产生GDP，就等于搁那儿了。第三种是低效的，就是说你建的时候有GDP，建成以后你的运转费用不足以收回你的投资，只好政府去补贴。这三种都是GDP的水分，所以，我们在这个周期里7至8%的增长是要踏踏实实的增长，否则即便GDP达到10%又有何用？
2、过度地依赖投资会造成类似于吸鸦片的情况，越吸越上瘾。假如说一个项目里，占GDP里有10%的水分，第二年再增长GDP，得把这10%的水分补上，他的投资就得不仅仅造成第二年要增长1%，第二年要比第一年高1%，但投资增长绝对不只是1%，因为要补上前面没有产生效益的GDP，所以，投资的增长要超过GDP的增长。大家都学过发展方程式、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按照索罗的公式，那是很粗浅的，但是从中可以看得出来，投资增长速度绝对不应该高于GDP的一倍，不过近年来，投资增长速度都高于GDP的一倍，说明这投资的效益太差了。但由于它能拉动GDP增长，所以大家还是使劲地去追求。3、过度地投资会挤出技术进步。因为热衷于去投资，对怎么样提高综合要素的生产力（TFP）就不重视了。所以，对TFP的计算，国内我们也看了各种文献，国内计算相差得很远，最低的差0.2%，最高的差0.6%，但我看这几年TFP对经济的贡献率没有增长，那就说明由于过度的投资，使得人们不够重视TFP。实际上综合生产要素就是三个：技术进步、教育（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管理。这三者都不重视，怎么能够更好地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挑战是需要政府官员真正转变观念，真正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分配上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行使政府的管理职能。
通过制度创新化解发展难题
这些挑战是严峻的，但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觉得希望比挑战还要大，也是三个方面：第一，三中全会提出来的这些政策。实际上我们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当然内容很多，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技术创新。第二个层次是管理创新。第三个层次是制度创新，我们要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创新来真正解决好我们国家发展的问题。所谓体制可以理解成为是一种结构，所谓机制它是演化的途径，也就是结构要合理，而且结构要向更合理的方向演化，就要有一种引导演化的动力和程序。所以，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很多都是制度上的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潜力如果激发出来，将对我们的经济起到重要的作用，我这里只讲两个例子。
第一是城镇化。中央提出城镇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城镇化作用在哪里？我认为它当然是拉动经济，但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因为从西方现代化理论看，所谓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民主化，而工业化构成里，城镇化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是必不可少的。劳动力的转移本身又有两方面的意义。农村劳动力转移是解决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根本的措施，我们现在老讲分配不平等，其实最大的不平等是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不平等。这种最大的不平等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办？就是要转移农村劳动力到城市，一方面解决农村过剩的劳动力问题，农村过剩劳动力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所谓完全过剩，边际产出为零，多派一个人没增加产出，这肯定要转移；另一方面是低收入的，其边际产出虽然不为零，但边际消费为零，没有购买力，或购买力很小，农村这些低收入人群，转移到城市后的收入能够进一步改善。
城镇化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的关键。因为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以后，农村就可以进行适度农业经营，提高农业的生产力。至少我们可以赶上第二档国家。这个问题是必须要做的，而且中央提出了，城镇化必须以人为核心，这非常重要。因为关键问题是，转移农村劳动力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英国是采取跑马圈地，剥夺农民土地，把农民赶到城市的做法；美国是采取兼并的办法，有实力的农户兼并贫弱农户；拉美是采取把农民吸引到城市来形成"贫民窟"的办法。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要以人为核心来做好城市化，农民进城以后，要解决他们的住房、社保、子女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而且最后要解决户籍问题。这些问题都不是很简单的问题，但又是非做不可的。
第二是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这点非常重要，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转移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提高农村财产性收入，改革我们现存的土地制度，有人把它称为第二次土改，我觉得有点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初搞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了，但1955年集体化又把土地收回来，土地变成集体所有了。但农民的权利始终没有明确。这次三中全会我觉得从四个方面应该是明确了这个问题：
1、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也要采取同权同价的办法；2、要长期确定农村的承包权，而且这个承包权可以流转；3、农村的集体事业收益应该农民有股份，有分红；4、保障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完善宅基地管理制度，慎重稳妥推进农民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这四个措施应该说对解决我们国家解决二元经济结构也会起到重要的作用，原来农民收入低，不但收入低，财产也少，增加了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以后，无论留在农村还是进入城市都会有一定的保障，所以，我认为像这些制度创新在将来我们都会看到，并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最近在国外演讲时，遇到一些人提问，中国经济是不是下行，是不是有很多问题？我的回答是，你们放心，中国经济下行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但是我们经过努力还是可以应对这些问题。当然，我们不能够盲目地乐观，但是应该看到我们国家这些年来的成绩，这些年来取得的各方面的进步，这点世界是有目共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