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
在经济发展稳步向前的今天，毋须讳言，当下社会弥漫着一股焦急忧虑、躁动不安的情绪, 几乎每个阶层、每个行业都有不少人存在着一种担心恐惧、坐立不安的紧张心态。这就是焦虑。知识界的学者也不例外。
焦虑是一种复杂的情绪反应，它由紧张、焦急、忧虑、担心和恐惧等心理活动和身体感受交织而成。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是潜意识中矛盾斗争的结果，其原因不为本人所认识。关于“焦虑”的概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简而言之，焦虑就是对当前状态无安全感、对前途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忧愁和担忧的情绪。
知识界的学者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无忧，事业稳定、社会声望较高，何来焦虑？是不是“‘学者’不识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
其实不然，学者的命运天生就是忧虑的。忧国忧民、良知良心、“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马克思认为，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知识分子的使命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因此可以说，忧虑是与知识分子相伴相生、一路相随的。但是，忧虑变成焦急的焦虑，就不得不寻找原因、对症下药了。
学者的焦虑来自于对当下的不安全感，对未知的不确定性，来自于对现实的冲突和不得不妥协的内心挣扎。
学者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解读现实，为社会建设献计献策。但现实的纷繁复杂往往与学者的理想、创见、建言不相适应，甚至格格不入。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矛盾使学者陷入深深的苦恼和无尽的忧思中，不能自拔。面对残酷的现实，要么抗争、要么妥协、要么消沉，生性谨小慎微的中国学者一般会选择消沉和妥协。妥协是无奈的，消沉是不得不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如果改变不了世界，就转而改变自己。激情满怀、指点江山的“愤青”开始转向修身养性、不争不斗的田园生活。
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妥协也并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候也是一种修正，使学者的方案更接近现实、更符合多方的利益选择。
冲突与妥协便成为学者生命中的一道常常自测的问答题，答案是正确、还是错误？抑或更多时候是无解，便成为学者心头的隐隐于怀、挥之不去的层层“焦虑”。这种冲突与妥协来自“官”和“学”、学者之间、学者与社会、学者自身的内心四个方面。
第一，焦虑来自于“官”和“学”的冲突与妥协。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古代读书人世世代代的梦想，“学而优则仕”是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发展的上佳路径和选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是孤灯苦读、追寻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的强大动力。在古代，官员多从科举而出，因此学对官的服从、认同、尊崇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但是，进入新时期和新社会，随着新观念和新思潮对新型知识分子的不断冲击，知识分子开始寻找独立的人格和自强自立的人生目标，不再将自我的人生价值唯一地牵绊于官爵和红顶，追求社会的良知和人性的良心、探寻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和动力、挖掘人类社会的“真善美”、追索人类的完善与和谐，成为许多学者终身孜孜不倦、筚路蓝缕的人生价值目标。
官不再是学者的唯一追求，但官却管着学者的生存和发展，甚至是生杀予夺大权，学者的妥协和屈服是可想而知的。对于这种管与被管的体制，学者大都已经习惯或麻木，但“先当官后有学问”“当大官就有大学问”“仕而优则学”的现象却让学者焦虑、愤愤不平，当官以后基本占有了所有学术资源，职务职称、研究项目、出国访问、开学术会议当仁不让，“学术虚名”绰绰有余。官员学者牢牢把持着学术的话语权和学术资源分配权。
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革新和学者民主法制意识的日益深入，学者对于学术权利的维权意识也日益深化，对于官权带来的优越感和不当收益日益不满，并开始口诛笔伐。当然，这种“仇官”心态也直接导致另外一种有失公允的倾向，只要是官员和学者发生纠纷，就会不问青红皂白、先入为主地天然认定官员有错。但在良心和道义的拷问下，学者会陷入更深的冲突与不安中。
学术不是权术，课堂不是官场，复杂的局面和内心的底线相互交织，剪不断、理还乱，学者只好选择让步和妥协。冲突与妥协混杂，形成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