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焦虑来自学者内心的冲突与妥协。
在心理学中，弗洛伊德把人的意识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id）是在潜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代表人最原始的、属满足本能冲动的欲望，本我为与生俱来的，是人格结构的基础，本我只遵循一个原则——享乐原则（pleasure principle），意为追求个体的生物性需求如食物的饱足与性欲的满足，以及避免痛苦；自我（ego）是指个人有意识的部分。是人格的心理组成部分，现实原则暂时中止了快乐原则。在自身和其环境中进行调节，自我是人格的执行者；超我（super-ego）是人格结构中的管制者，由完美原则支配，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份，由于对客体的冲突，超我站在“本我”原始渴望的反对立场，而对“自我”带有侵略性，超我以道德心的形式运作，维持个体的道德感。
在学者的内心中，三个“我”尤为鲜明、个性突出。学者的“本我”是主张崇尚自然、返朴归真、力戒雕琢、顺应天性的，学者的“自我”是主张安份守纪、坦荡做人、认真做事、以理服人的，学者的“超我”是主张修身齐家、济世安邦、担当社会、造福天下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知驱使学者要发挥超我，调节自我，节制本我，但不同的“我”都在给学者下着指令、布置任务。超我想入世，本我想出世，自我想处世。杨绛说：“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都不屑”，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学者的心声。而在20世纪30年代，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豪迈地宣布：“历史已经使知识分子阶级成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我们无意谦让。”而宣称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最终也在抗战中成为外交官。费正清理解蒋廷黻、胡适一类留学回国学者的最终从政，他认为“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学者是一个政治动物。象牙之塔只是隐士用的”，“西方教授一般都认为应该站在政治圈外，而在中国，这样做就是失职”。面对不同的选择，学者的宿命到底何在？淡泊与功利、平和与奋斗、遁市与出山、内心的宁静与外界的喧嚣把学者烦扰得人格分裂，不知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和精神，内心的冲突与妥协便成为最焦虑的冲击波。
从某种意义上说，焦虑对于学者来说，是压力，也是推动力。焦虑来自于学者的忧国忧民，来自于学者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思考和追问。《诗经》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即是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生动写照。知识分子就是天生焦虑的社会群体，有的学者套用“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说，“我不焦虑，谁焦虑？”体现出学者的社会责任和理性良心，如果一个社会中，学者都“集体无意识”地不焦虑了，那么，焦虑的就应该是这个社会了。
因此，学者焦虑与社会政治经济因素紧密相关。当前学者的焦虑心态一定与当下的市场经济和社会政治密切相连。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看不见的手”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秘密。然而人们忽视了斯密还写过《道德情操论》，反复强调与“看不见的手”对应的是“内心的那个人”。“内心的那个人”的内涵就是指“良心”、“同情心”、“正义感”等美德，是人所必需的，也是经济发展必需的。斯密说：“当一个人的利益看得比众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内心那个人马上提醒我们：太看重自己而过分轻视别人，这样做会把自己变成同胞们蔑视和愤慨的对象”。学者就是想用“内心那个人”去调控和感化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当“内心那个人”和“看不见的手”之间发生冲突时，当冲突后不得不无奈地选择妥协时，就是当下学者为何焦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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