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作为一种普遍性的国家认同在公共领域优先于任何一种特殊的民族认同的价值合理性在于：现代国家是由不同民族经过相互承认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是由公民为着共同的善所从事的一项共同事业”，[18]是所有共同体社会成员关于良善公共生活的价值共识。
其次，公共领域中国家认同对民族认同的优先性，源于国家认同所具有的包容性克服了民族认同进入政治领域所带来的民族歧视，甚至是民族清洗的社会后果。民族认同得以形成的基质是同源同宗。民族认同所具有的这种自然性基础，使得一个人的民族身份往往是与生俱来的。[19]这种伴随着出生而形成的民族身份使得不同的民族认同是一种并列且彼此独立、不能相互取代的关系，即，一个人不能既是A民族的成员，也是B民族的成员。民族认同在价值指引上的这种特性意味着它只能对本民族内部成员具有约束力，不可能成为公共生活领域内的行为规范。而一种民族认同一旦试图超越本民族成员范围，试图对其他民族成员的行为产生规范影响时，往往会带来人们行为规范上的混乱。更严重的是，这种表现在个体行为规范上的混乱是无法通过理性协商解决的，因为民族认同的不可通约的“族性”基质决定了这种自然获得的社会认同在面对其他民族成员时成为一种封闭、排他性的思维方式，这就使得不同的民族成员一旦因为“族性”产生冲突，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仅有的选择就是暴力对抗或者屈服。而以宪法权威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是一种理性选择的建构性认同，公民身份是超越任何一种特定民族的文化和“族性”的身份，而且公民身份得以存在的宪法程序的开放性、参与权利的普遍性都是对公民身份包容性的保障。
(四)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逻辑
从认同政治的角度分析，多民族国家发生的国家认同危机，尽管表现形式是多样的，但有其内在的逻辑：首先，对于民族成员而言，当民族认同僭越其文化认同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向国家权力提出诉求时，就意味着是在谋求民族的特权。这是因为，以同源同宗为基础的民族身份是一种封闭身份，而当其进入公共领域，就会对公共权力产生诉求，寻求对自身特殊性的承认和特殊的利益，所以，这种诉求本质上是一种对民族特权的诉求。这种特权的存在，使得公共领域内的政治平等不复存在，民族之间的歧视与反向歧视将不可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