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现代社会把文化生活问题留在社会领域，使得个人的生活样式成为了基于自身意愿选择的产物。当民族认同僭入政治层面，必然导致民族认同中有关民族社会习俗与相关的宗教教义等与公共权力相结合而成为具有强制力的规范。这对于其他民族成员而言，就意味着个人在生活方式选择上的自主性的丧失。
再次，当民族身份进入公共领域，公民身份被质疑，进而对于建立在公民政治共识基础上形成的宪法权威，以及宪法权威为核心构建的普遍性法律秩序产生威胁，于是，法律不再成为处理人们之间冲突的根本性规范。这必将导致人们尤其是不同民族成员彼此之间的社会行为的预期不复存在，公共秩序受到挑战。
还有，现代政治的文明之处在于，以公共理性代替物质暴力来协调人们的社会交往与冲突成为人类公共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由于民族认同的特殊性，以及身份上的封闭性，一旦民族认同开始对公共权力产生诉求，封闭性的民族身份代替了公民身份，其他社会成员，既无法接受也无法协商，人们公共生活中的理性协商原则将丧失其存在的基础，政治将不再具有开放性与可协商性。缺乏以公共理性为原则的法治协调原则，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既不可妥协也不能调节，暴力冲突不可避免。这就是民族冲突总不可避免地演化为暴力冲突的内在逻辑，也是国家认同危机总是伴随着民族之间的暴力流血发生的基本原因。
最后，否弃国家认同的民族成员，使得民族认同进入政治层面对主权提出诉求，要求“族性”与政治诉求的绝对统一，实现民族地区完全自治。这就意味着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地方民族为实现分裂目的从民族主义中寻求合法性支持而彻底否弃中央权威，要求建立独立政权，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分裂的危险。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说到底就是地方民族认同僭越其文化认同与地域认同的定位，开始进入国家政治层面，对公共权力发起诉求，公民身份被质疑，以宪法权威为核心的法律秩序遭到挑战。这种僭越是对国家认同和政治合法性的质疑，是对国家的统一与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是对不同族群之间相互合作关系的破坏，是对公民获取人身与财产基本安全与利益保障的威胁，是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的反叛。
二、国家认同危机问题根源分析
在认同政治视角下，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逻辑在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政治属性的挑战。但是，有哪些基本因素促使了发展中国家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进行挑战？换言之，促使国家认同危机发生逻辑现实化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又是什么？从社会认同需求的角度分析，我们认为全球化对现代世界权力结构的改变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尚未完成，面临着社会转型的风险，呈现出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使得国家认同对民族成员的意义进一步被削弱，并引起了地方民族认同的兴起，进而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认同危机的发生。
(一)社会认同的需求内涵
认同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一个成功而连续的认同不可避免地与人的基本需求的满足相联系……这是一个公开的可以观察到的普遍人类经验的一部分。[20]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的满足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意味着社会认同的形成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就是被认同的对象能够满足社会成员的某种需求。在一定意义上，国家认同的有效维持正是建立在现代国家能够有效满足公民的基本权利需求之上。虽然不同国家的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期望，但是，都期望自己的国家能够满足以下基本社会需求。首先，满足安全的需求。国家要消除社会无秩序带给国民的恐惧感。如果一个国家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国民就不可能对未来产生稳定的心理预期。处于慌恐不安中的国民不可能产生对国家权威的认同。其次，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这涉及国民对发展需要的满足。在当代，一个普遍得到认可的观念就是国家应该承担发展国民经济，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职责。所以，对于一个公民而言，认同其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权威，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让公民感觉到国家为其社会基本权利提供了有效保障。再次，为维护公民的自尊提供条件。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是公民的心理需要。维护公民的自尊需要国家创设必要的条件。在世界范围内，无论何时何地国家都能够保护自己公民的合法权益，国民身份因此成为本国公民在他国公民面前一个引以为豪的标签；在国内，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削除不正当法律与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歧视感，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体验到自尊的存在。所以，从社会认同的需求角度看，公民个体对国家的认同程度取决于国家满足领土内居民基本社会需求，保护与发展公民基本权利的程度。而发展中国家国家认同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源于发展中国家尚未较好满足领土内部分国民的相关需求。这是由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尚未完成，社会转型阶段出现了发展的结构性失衡，从而降低了国家的整合治理能力；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影响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性。
(二)社会转型期降低了国家整合治理能力
因历史等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赶超状态。而寻求“跨越式发展”的努力，使得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历时性解决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却需要共时性解决。[21]而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这种“压缩式的现代化”转型过程。这种压缩式的现代化一方面“既加强了风险的生产，又没有给风险的制度化预期和管理留下时间”；[22]另一方面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往往表现出“结构紧张”特征。所谓“结构紧张”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因社会的结构分化速度快于制度规范的整合速度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紧张与脱节，从而产生了一种失衡状态。[23]这种失衡状态，使得发展中国家“缺乏有效治理，催生了比传统国家更多的矛盾和问题”。[24]
这种失衡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呈现出结构性失衡。首先，这种结构性失衡是一种整体性失衡，即，发展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而且是综合性的，体现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整体性失衡往往与民族和地域的边界契合。一旦人们感觉到这种失衡是与其地域或者民族边界相契合，这种结构性失衡往往会使这些社会成员感觉到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的发展中是被遗忘的，甚至是被歧视的，在集体的想象中自己“成为骄傲的邻居们轻视或是屈尊俯就的对象，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了”，因此，会对其他民族“充满怨恨和敌意”，[25]并引发了原始的愤怒与强烈的自我肯定。因为“国家自身的保护性和代表性角色逐渐丧失了合法性。最后的结果是这些少数群体以一种自我依赖的非政府结构，在社区的团体中找寻避风港”。[26]进而不可避免地会对国家认同与公民身份产生质疑，而原生的共同民族习俗与宗教自然成为彼此认可的共同的信念。而作为价值指引，民族认同就进入了政治领域与公共生活之中，以填充由国家认同缺失所带来的秩序空缺。面对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民族认同的排他性必然对其他社会成员产生反向歧视与排挤，这也是民族冲突总会在结构性失衡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重要原因。此外，一些发展中国家虽然意识到这种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存在着可能引起民族分裂的潜在危险，并试图通过由国家制定的直接的经济政策与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赋予某些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在获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在社会事务上的特权来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问题，但这种民族政策的后果值得商榷：一方面，这种以民族身份作为依据政策的补助，反而让得到补助的民族感到这其实是一种落后的标签，补助与特权都是来自他者的怜悯与施舍；另一方面，这种以民族身份为基础的社会分配恰恰会引起对公民身份的质疑。具体来说就是使得民族成员感觉到在公共政治领域内民族身份而非公民身份对自己有着更大的意义，这反而会激励这些公民以民族身份向国家提出政治要求，甚至是主权等政治权力的诉求。
(三)全球化进程削弱了国家的自主性
对于发展中国家国家认同的建构而言，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参与市场要素的全球流通，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发展中国家往往以经济发展的绩效作为塑造政治合法性的途径，所以，全球化带来人们物质生活与生存条件改善的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对国家自主性的削弱，降低了国家权力回应社会成员多元需求的能力，自然对国民的国家认同产生消极的影响。
全球化到来之前，国家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影响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的社会生活的主要条件需要置于他们的集体的控制之下”。[27]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任何国家都将成为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国家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完全“独立行动者”的地位，国家绝对的决策自主性已经成为历史。首先，全球化改变了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对国家主权已经形成冲击，从而限制了国家对国内各方面社会事务的影响力。国际市场的形成意味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最终得到承认，大型跨国金融机构、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越来越独立于主权国家的控制之外，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重要的影响，国家在经济事务上的权力明显受到国际经济环境的限制。在社会与政治事务方面，全球问题的出现与全球共识的形成以及超国家组织的出现，同样削弱了传统国家权力。全球问题特别是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单个国家无法解决，国家必须让渡出一部分主权，在此基础上形成区域性或国际性的联盟或组织统一协调。“现代国家日益陷入充满超国家的、政府间的和跨国的力量的地区和全球相互联系之网中，而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国际和跨国组织与集团的发展，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到国际压力集团和社会运动，既改变了国家……国家已经变为一个不完整的决策舞台”。[28]即使是主权国家一向宣称的在国内政治事务中具有的绝对不可侵犯的主权，也在受到挑战。尤其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发达的传媒面前，任何一个国家在处理国内事务时已经不可能忽略国际社会的关注与影响。
其次，全球化在削弱国家自主性的同时，也引起了政治认同的“去中心化”。全球化时代把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人们的生活空间无限放大，人们逐渐摆脱传统的身份与地域约束全球自由流动。面对不同文化的诸多“他者”的存在，“我是谁”、“我们是谁”再次为人们所追问，对归属感的追求本能地唤起人们对认同的需求。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及社会利益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就生活方式的市俗化对于个人的影响而言，“在传统已经很大程度被日常生活例行化所代替，‘意义’已经落到了私人和公众的边缘的条件下，语言的共同体和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等因素倾向于结合在一起以维系本体安全”。[29]所以，“全球化在抽离国家力量的同时，同样进一步使事物本土化，为地方自治和新型地方主义创造了需求，地方身份认同开始变得备受关注……”[30]而全球化的流动性无疑加剧了人们对地方性社会认同的需求。全球化时代信息与人员的流动，对于民族地区，尤其是对于落后地区中的落后民族地区而言，不同国家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无疑被凸显出来了。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置身于其中的人们在这种差异的呈现中更愿意寻找不同于“他者”且不可代替的特征，于是，古老的民族认同再次成为人们的皈依之处，地方性社会认同的需求被唤起。就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人们的影响而言，国家正在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地位。多元化社会群体的形成，不仅使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来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而且使传统的以“社会控制”为核心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难以在维护稳定和增进社会活力之间维系平衡了。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进一步鼓励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实现从自上而下单向的社会管理，向以政府为主导、多方参与的具有“公共多元治理”特征的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管理模式的转变，势必会引起政治认同的“中心化”意识的削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