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提出：“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当前和今后改革的路怎么走？高层领导已经提出“顶层设计”，就是五个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将这五个建设和发展称为“五位一体”的布局。此前的改革基本上是围绕市场经济这一主题进行的，今后的改革则要围绕“五位一体”来开展。从“摸着石头过河”到“五位一体”的建设和改革，是执政思想的重大转变和显著提高，是新提出的总揽全局的治国方略。人们认识到，当前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再改革来逐步解决。改革再出发的路要怎样走？官员和公众都在思考。
一、经济建设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保持和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是每一个国家政府最基本的职能。实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最重要问题是确定经济发展的正确模式。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困局，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现在要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要放慢经济发展的速度，二要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三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一)要放慢经济发展速度
中国总想快速发展，从提出“多快好省”总路线到改革开放后的“加速发展”、“快速发展”、“跨越式发展”、“跳跃式发展”，提到经济，就是一个“快”字。这在那时是必要的，我们也做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48美元到现在的5400美元，这样的发展速度世所罕见。然而，现在我们必须从“快速发展”向“慢速发展”转变，实现不了这个转变，经济发展困局无法破解。我们要将经常说的“经济快速发展”改为说“放缓经济发展速度”、“经济适度发展”或“经济平衡健康发展”、“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经济要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在全球的排名中，我们的人均GDP排在第94位，人均预期寿命排在第83位，中等都不到。我们说“放慢发展速度”，就是说发展是前提，在基数越来越大时，放慢发展速度，实际的发展还是很可观的。但是，在许多省和大城市2013年的规划中，都将发展指标定在8%以上，不少还是两位数，省、市间还在攀比谁的增速大。
为什么发展速度要慢下来？
首先，经济增长减缓、降速，是当前世界的总趋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达到5.1%，是一个小高峰，2011年为3.8%，2012年为3.3%，说明2010年以来，国际经济处于下行通道。经济增长减速也是国内经济的运行趋势。从2012年增长态势看，7.5%的增速创下了近13年来的最低。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结构性的减速是经济结构出了问题，不去调整结构就会继续减速，直到发生危机。现在，原材料成本、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技术成本、环境成本都提高了，国内市场饱和，国际市场严重萎缩，原来快速发展的条件失去了。随着低成本、人口红利等原有的比较优势的渐渐失去，如何筑成新的比较优势，将是对中国经济更大的挑战。自2012年11月末中央领导提出“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之后，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可以相信，2012年经济增长比前13年的减速只是一个开端，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更加注重增长质量而不是速度的时代。
其次，我们前30多年的“快”是有水分的。有专家指出，如果将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算进去，增速至少要减去15%。还有虚报问题，如果挤干水分，实际增速并没有那么快。
最后，现在的经济失衡、结构混乱、环境污染、民怨激增等等社会问题，许多都是盲目发展造成的，再盲目发展，这些问题只会愈演愈烈。现在将快发展改变为慢发展，冷静厘清以前快发展中造成和积累的问题，形成健康发展的清晰思路，才有可能为“再改革”营造一个良好的开局。
放慢经济发展速度不能认为是坏事，“慢速发展”的文章，比“快速发展”的文章更难做。在只能慢时，“慢速发展”的文章做好了，它的意义也可能比“快速发展”更大。
(二)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
从投资来看，中国政府投资的公共项目占到GDP的50%左右，而发达国家仅占20%左右。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30多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各级政府的投资冲动。2013年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一年，经济发展一直是地方政府关注的重点，投资和快速增长是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手段，许多地方政府一直在想方设法增加建设项目。据不完全统计，为了保增长，各地方作出的投资规划，已经达到了17万亿元，这是不可持续的。我们确实要警惕稳增长政策执行失当和政府换届叠加可能再次催生的投资过热的风险。中国存在的投资饥渴症，就是主动地、人为地，为投资而投资，甚至是从中大捞国家和人民的好处，成为贪污腐化的温床。投资必须以需求为支持，必须有科学规划，必须以人为本。因此，投资应是公众取向的，而不是政府取向的；应当是被动的过程，而不是主动地为投资而投资。
各级政府投资的热情之所以持续高涨，是因为我们的干部考核机制主要是两条：一条是GDP增长多少，再一条是财政收入多少。而政府投资最容易实现GDP的增长，投资要钱，就实行高税收、卖地、五花八门的行政性收费，将GDP和财政收入拉上去。政府投资大量集中在基础建设，结果造成严重产能过剩和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这对中国的发展影响极大。我们甚至可以说，政府投资型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而是变相的计划经济。我们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改变政府投资型经济。
现在，GDP增长靠政府投资和出口两个轮子驱动已难以为继，因此发展经济的模式必须转型。一定要将政府投资型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型经济。这是改革进程中经济的第二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现在必须建立真正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经济。
(三)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中国改革开放开始时，1978年GDP很低，但政府的财政收入占的比重却很高，约占GDP的30%。从1978年到1995年，GDP快速增长，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却逐步减少，到1995年只占约10%。就是说，国民收入的大部分都让利给了民营企业和居民。这十几年，经济是很繁荣的。1995年后，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来越高，到2011年已经上升到22%，如果算上如卖地等预算外收入，大概也达到了30%。2012年也不会低于30%。这就是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如果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看，我们又回到起点上去了。政府投入大量用于已经产能过剩的领域，结果是越来越加重产能过剩。这是造成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再改革，必须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让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降下来。政府收入降了，民营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占的比重增大，民营企业才能发展，内需才能提高。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国家要减低民营企业的税收，《反垄断法》和《物权法》要真正实施，民间财产权要得到真正的尊重和保护，还有对民间融资要放松和解除管制。只有下足工夫，才能迎来民营经济的又一次大发展。
我国对非公有经济政策，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第一，同等使用土地、资金、贷款；第二，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享有和国有经济同等的市场主体地位；第三，平等受到法律保护。另外，十八大还首次提出加快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如果这些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我们将迎来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新春天。
只要我们能改变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只说两条：一是城镇化，一是服务业，潜力就很大。中国的城镇化率虽然提高很快，但现在只有50%多一点，而俄罗斯是73%，巴西是87%，中国的城市化率如果提高10%，就有1.3亿人要进入城市，这么多人要的住房、各种食品用品、教育、医疗等等，这个国内市场就很大。我们现在的服务业占GDP不到40%，发达国家占80%，发展服务业可以增加就业机会。看准经济发展的态势，平稳健康地进行经济建设，前景是乐观的。
二、平稳推进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
30多年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方面注入了很多新的元素。和改革开放前相比，我们的政治生活确实是大不相同了。这是必须肯定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是“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立了党和国家的集体领导体制，党和国家领导成员平稳交替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在政府改革方面，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政治民主化进程正在加快。现在，党内民主、政府行政的民主、农村村民自治等都在开展。还有信息公开、言论自由等等。各项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正在推进，特别是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的制度正在形成。在政治生活中增加了全新的因素，就是网络民主。网络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现在，进入新的改革阶段，首先要研究下面几个主要问题：一是怎样理解政治体制？二是怎样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三是怎样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一)怎样理解政治体制
简要地说，政治体制就是国家的权力关系，又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权力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二是中央权力和地方权力的关系，三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的关系。
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就是国家中的政党、人大、政府、政协和司法等国家机关的权力关系。在国家机关的权力关系上，我们以往的改革进行了许多调整，现在的许多制度是不是应该改，都是可以讨论的。例如，政协的职能是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政协主要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协商，监督政党，参政党的政，这样才能起到和执政党进行政治协商和监督的作用。
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总的趋势是将部分原来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给地方。现在，每年两会期间，很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议案和提案都是关于调整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的，说明这个问题人们一直十分关心。
国家权力与人民的权力的关系，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我们是清楚的，就是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归人民。”权力归人民，要有民主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要保障人民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如果解决不了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问题，那人民的权力就只是停留在文件上。怎样解决人民行使权力的途径问题，正是政治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总之，如果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的话，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主要解决的是国家的权力如何在国家权力机关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国家和社会之间及国家和人民之间合理配置的问题。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路还很长，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一步步去解决。
(二)怎样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政治体制改革要建立民主制，民主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多种多样的。我们要走民主的道路，就要努力去找到适合中国的内容和形式的民主。
中国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西方的民主制度其实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即使是现代标榜民主制代表的美国，他们的民主的实质也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因为，参加投票的选民就难得超过半数。美国过去26届总统选举，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现任总统奥巴马，上任时也只有61%的选民参加投票，他得到其中53%的选票，相对于全体选民来说，就是只有33%的选民授权给他。
其次，民主制也常作出重大的错误决策。最典型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1933年选举时，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得到44%的选票。民主选出来的希特勒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台湾民进党的陈水扁，也是一个坏总统。美国的小布什说伊拉克制造化学武器，未经联合国授权就发动伊拉克战争，搅动全世界，后来什么化学武器也找不到。
最后，西方民主国家，竞选总统的候选人为了争取选票，就要用提高福利来讨好选民。提高福利必然增大开支，开支过大，只能靠借债、赤字过日子，西方发达国家近年来屡屡暴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从某个角度来看，和民主选举有很大关系。
20世纪40年代，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评论西方民主制时说过一句名言：“民主制度很不好，但别的制度更不好。”西方的民主政治在现在的世界上大行其道，和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有很大关系。判断民主制度好不好，要看在这个制度下产生了什么效果。民主制度如果说好，可能更表现在纠正做坏事方面。就是按民主制度选出来的领导人，如果做的是坏事，下次可以选掉。我们不要一说民主就认为是好的，就想快点搞民主，对待民主问题头脑一定要冷静，要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条件去作出判断。
(三)怎样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
十八大强调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为此，我们“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应该看到，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在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方面已经做了有益的尝试，这条新路要坚持下去。
我们现在的民主进程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在注意全面推进民主的同时，又表现出从下到上，从次到主，从内到外，从虚到实的取向。
从下到上，就是先进行基层民主建设。比如，城市中的小区，建立业主自治委员会，农村建立村民自治委员会。上层也不是不推行民主建设，从强人政治到集体领导就是上层的改变，但重视建设基层民主，大概是中国推行民主的一个做法。
从次到主，就是从次要问题开始，再到主要问题。从比较容易办的事做起，再到比较难的事。我们推行公选先选副职，让民众参与决策先搞听证会，重大决策先让群众代表旁听会议等等。这样逐步地推行，既比较稳妥，也使群众逐步适应和得到锻炼。
从内到外，就是先在党内逐步推行民主，再到党外。现在党内民主不断增加试点，如在基层搞选举，在中层搞差额选举，扩大党代会的权力等，先在党内扩大民主比较容易实行。
从虚到实，就是先在虚拟的网络搞网络问政。从网络问政到网络施政、网络行政，参与的民众越来越广，表现出中国特有的民主新形式。
总之，我们的民主建设不是停步不前，而是“小步快跑”。按照这样的做法，实现民主政治是很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