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球治理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学科属性是什么？
全球治理的问题发端于国际关系学科领域，全球经济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研究伴随而生的课题也不应该例外。但是无论是从研究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两者都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全球化发展和相应的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从理论基点上不断冲击着学科意义的国际关系。作为鲜明国家性特征的国际关系学科正面临着某种国家主义淡化和全球主义兴起的挑战，国际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多元化、多层次的全球关系的趋势，全球治理的理念尽管不是动摇国家主权意义下的国际治理，至少是国际关系范式中对国家权力和利益的考虑在全球治理范式中部分的已让位于议程的设置、规则的制订、问题的共治和集体的行动。［13］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全球化所造成的后果及全球治理所出现的困境，亟待我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出路；另一方面，我们既有的知识体系已不能有效地回答全球化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人类社会为应对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发展及其后果，就必须在全球治理的机制和模式上实现深度变革。而要实现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跳出传统的国家间权力政治的学科理念，从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进行更加深刻的理论反思和学科反思。于是国内外一些学者发出了构建全球学学科（globalstudies）范式的呼声。对于全球治理研究的学科属性而言，全球治理理应作为全球学的重点研究领域。因为探索中的全球学科框架尽管意见不一，但有一点基本形成共识，即学科特点是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学科体系上是全球问题作为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全球秩序作为学科范畴体系的逻辑终点。［14］
由此可以看出，全球治理几乎构成全球学学科大厦的屋顶。不管全球学科的设想是否能变成现实，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全球治理所需的知识系统客观上涵盖了法学（含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学科门类，任何单独一门学科都可以从自身的视角加以研究，但无法完整、准确和深入地构建其理论体系，无法从整体上担当这一综合性课题的研究重任，对其研究必然是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
就全球经济治理而言，首先涉及治理结构和机制问题，如G20、IMF、WTO、WB等如何改革创新其内部治理结构，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和制度体系，这些治理主体主要的治理任务和职责如何协调，从而整体上形成规则基础上的共治网络。上述这些涉及权力、责任、制度乃至于话语权和代表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外交学、国际法等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来构建基本的研究框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研究成果比较集中在这一层面上，对全球经济治理的各个子系统还未展开深入的研究。
按经济领域的构成来划分，全球经济治理可以由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全球金融治理、全球贸易治理、全球产业治理等子系统构成。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主要国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全球协调机制与联动效应；全球货币体系改革与汇率政策协调；维护贸易秩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协调和推进贸易协定谈判；产业政策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协调机制；国际组织的改革机制设计。这些问题需要系统的经济学知识进行深入研究。更为关键的是，这些高度关联的子系统是如何相互影响，协调机制如何构建，如何评估和模拟机制系统的运行效率，才能从整体上设计出有效矫正全球经济失衡的治理机制，这需要系统科学和预测科学的知识系统来加以分析解决。
治理一词本来就意味着从政府统治的善政向多元管理的善治的过渡，对国际事务、全球问题的管理显然需要管理学系统知识构建有效管理机制，提升管理效率。既然全球治理是一种组织结构，公司的组织结构则是要保证获得利润，国家的组织结构是要确保安全、福利和秩序，全球治理的组织结构是要有利于全球问题得到较好治理。［15］（P41－43）
尽管全球经济治理与公司治理无论在治理的理念、目标、主体和模式上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但相对成熟的公司治理理论通过某种改造和扩展，可以探索性地运用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研究上。在研究工具上，全球治理多元行为体组成的集团存在着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尤其是在日益多极化中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的世界里，博弈论作为一个有力的研究工具，可用于寻求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的均衡解，分析这一集体行动的难题。从方法论上讲，目前的全球经济治理的研究基本上是运用规范的研究方法，更多是价值判断和应然性地讨论，在实证上主要是基于传统的哲学和历史分析方法，还处于前实证阶段。尽管这种以形式逻辑对现象进行分析和归纳的思辨分析方法直观明了，比较容易形成见仁见智的学术思想，但不可避免地存在未经排伪的因果结论和难以证伪的理论命题，难以形成逻辑缜密的能够经受实证检验的科学理论，不利于国际标准的学术对话系统的建立。全球经济治理的深入研究，有待于经验分析和先进的实证方法引入，这也是从传统学术向现代科学转变的分水岭。
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需要怎样的战略理论准备？
一国参与全球治理可以理解为一国政府、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公民与全球治理的关系。这种关系具体表现为参与治理的理念、态度（意愿）、能力、地位、权力和责任配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表现为能力的不足、地位的次要和行动的约束。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长期“被”全球治理、尤其是“被”全球经济治理的过程。［16］
冷战结束后，中国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在致力于国内建设的同时担负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综合实力，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复苏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的综合国力、全球影响力和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崛起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台，历史性地成为全球治理的新焦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从学界研究热点到政要的积极态度，表明中国已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为此，需要理论和政策的双重准备。
其一，中国国际定位问题。国际定位是指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地位、作用的基本确认。这种确认一方面来自自我认知与选择，另一方面来自国际社会评判与认同。两者基本趋于均衡和一致，才有实质上的意义。但是中国对自身国际定位存在着模糊性与不确定性，一些学者针对这一问题作了梳理和论证，凝练出了我国阶段性的国际定位的基本特征。［17］
但中国国际定位应随着自身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提升、国际体系结构的多极化以及在国际社会的积极表现作出阶段性动态变迁，蕴含中国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发展观的国际定位，需要在新的阶段进一步清晰化、准确化，也需要国际认可度进一步增强。
其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从目前来看，全球治理的理论大多都是基于没有世界政府条件下的多边主义治理的理论阐述和学术诠释。全球治理的核心命题在于如何寻找一个合理和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方案，在各种类型的多边主义研究中最为关键的是权衡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多边共治理论。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崛起，是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变量，多边进程下的全球治理将会怎样因为中国的积极加入而使得其合法性和有效性得到强化，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理论建树或中国式的全球治理理论的关键。为此有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一是世界正在走向一个没有霸权、力量相对均衡的国际秩序。［18］但是没有霸权不等于没有领导，因为没有国际领导的多边主义往往是效率缺失的。一定意义上讲，对有效的多边主义的呼吁本质上是对新的国际领导的期盼。［19］
新的国际领导不是霸权更替，而是新的国际集体领导，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关键时期，不仅仅局限于参与者的角色，要更多地体现集体领导成员的角色，新型大国关系实际上相当程度的体现这种新的国际集体领导下的多边治理的关系。要使得现行的多边治理体制因中国的因素显得更加有效，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国际集体领导的责任，责任的增加需要中国在现有的国际制度变革中相应的影响力、发言权和决策权的提升，也需要在集体行动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中维护中国自身的核心利益，而在这种利益认知上，并不是完全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定义的利益，而是更多地将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联系起来判断利益。［15］（P39－41）
二是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强化治理的合法性。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是中国提出的，也得到了一些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认同。民主化和多元化也是新多边主义理论孕育的思想理念，对多边主义的理论的完善有待于体现更多的中国模式。
其三，全球治理下中国理念的贡献。全球治理本身就是在对全球问题认识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理念支配下解决问题的集体行动，反映了人类社会整体生存和发展的价值观。在这个主权国家为单元的世界里，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理念提供显得尤其重要。当代的中国传承着古代文明的文化基因，“无外”和“天下”的思维模式形成了中国“和”的世界观，从“和平共处”到“和平发展”再到“和谐世界”等，无不体现这一世界观的理念模式，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可以作为中国在世界新秩序理念发展中的重要贡献，体现出中国对世界新秩序理念的深刻思考与中国式的世界理想。［20］问题是如何把“和谐世界”理念转化为全球认同共享的知识？为此需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具体化“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基本结构，“和谐世界”的概念包括四个全球治理改革的原则，即民主化、公正和共同繁荣、多样性和包容性、和平原则。［21］（P5－39）
概括起来的要意是，在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的前提下，实现和谐共处；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前提下，以平等互利共赢为指导，谋求全球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实现不同文明的和谐进步。二是“和谐世界”与“共同价值”的衔接。“和谐世界”的主张和来自西方的人权、自由、平等、正义等价值具有一定的共通性，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性，如果一味强调两者的对立，本身就偏离了“和”的要义，当然，以所谓的普世价值为准则，实行“霸权治理”干涉他国内政，也扭曲了全球治理的根基。共同价值应超越国籍、种族、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鉴于西方与非西方的价值分歧和文明冲突，建构全球治理的共识性价值，应兼取、综合西方与非西方不同传统价值体系的底线价值理念才是关键。［22］
三是和谐世界的全球治理理念的认同与共识。“和谐世界”主张要转化为全球治理的知识公共产品，需要系统化的提炼、有效的经验推广。也就是说，参与国际事务的中国是“和谐世界”的倡导者和建议者，更应该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者和维护者，有效的经验和行动效应一旦形成，通过系统化的提炼和推广，倡导的理念才比较容易转化为共识性的价值。有效的全球治理一方面要求各国之间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但是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各国的多样性需求，唯一的出路还是“和而不同”，［23］这是世界相互依赖条件下多边共治基本原则，也是“和谐世界”的智慧所在。
其四，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路径与模式选择问题。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中经验积累还不足，需要从整体上布局和设计参与战略。具体体现为三方面。一是国家合作模式参与，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全球治理结构必须反映这种变化，他们在推动全球治理结构改革中有共同的意愿和诉求，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应体现这种群体效应，运用G20、金砖国家峰会等合作平台，提升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代表性，增强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二是区域合作模式参与，区域合作是全球治理的必要补充，发挥中国在周边和亚洲地区的影响力，在实践中不断注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机制建构理念，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贸区、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推动东盟共同体顺利建成，强化中国主导或主要发起的区域合作平台，如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等，提升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与中国国内政治体制相适应，国家政府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主导性行为体，但并不是唯一的，除此之外，培育鼓励次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培育以中国为基地的全球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形成多元化的参与模式。
五、结论
源自于冷战结束后兴起的全球治理理论，尽管存在各方面的争议，但总体而言，早期的全球治理虽然并不否认国家在全球治理的重要作用，但是理论的要义主要是强调非国家行为体自发机制在治理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国际力量的相对均衡化和多极化的趋势增强，具有理想化色彩的全球治理理论讨论更多地转向为国家间的全球治理特别是全球经济治理的实践行动，全球治理机制的改革或全球治理的转型成为共识性的讨论热点，改革或转型的焦点体现为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讨论上。
1945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三大支柱的创设意味着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运行，但作为金融危机后兴起的全球经济治理概念并没有在学术上与全球治理作出清晰的区别边界，实际上，二者在目标、主体、对象上既有紧密的联系，也存在较为明确的边界。
全球治理和全球经济治理作为一个源自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综合性问题，无论是从研究内容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具有多学科、跨学科的特征。其理论深化需要走上一条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需要经验实证方法的引入。
中国从被动参与过渡到主动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中，需要作出蕴含中国新安全观、新文明观和新发展观的国际定位；完善加入中国变量的多边主义全球治理的理论；构建全球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模式；通过国家合作、地区合作以及国家主导下的多元参与模式，设计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战略路径。
